中国天主教“天津事变”述评

——中国天主教“天津事变”述评
　　
　　　　小启：本文所用资料，均从公开渠道取得。
　　
　　　　自2007年6月30日18时，罗马教皇本笃十六发表题为《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的牧函、确立现任教皇对华政策以来，短短一年不到，国内外天主教会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无论是各地教会在牧函精神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地以各种方式推进“合一共融”，抑或是5月间在佘山举办的、首届“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活动，还是前段时间河北教会在四川赈灾时为利用灾后重建的契机开展传教活动探路等，都将影响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在这些规模宏大、诱人眼目的事件中，今年发生的一件小事，因为当事者的低调，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笔者以为，正是这件“小事”，却包含着许多可资探究的信息，通过对它的分析，可以对今后一个阶段中国天主教的走向做一些掌握。这件“小事”，就是今年年初发生在天津教区的“天津事变”。
　　　　一、“天津事变”简述
　　　　1、“天津事变”的背景
　　　　天津天主教会在清末隶属北京教区。1912年4月，罗马教廷颁发诏书，升天津为冀海滨宗座代牧区，又称直隶沿海教区。1924年，改称天津教区。1951年外籍神职人员被驱逐出境，教区副主教赵振亚主持教务。1953年2月，罗马教廷任命赵振亚为天津教区宗座总理。1963年4月，在天津市天主教友第四届代表会议上，李德培当选为天津教区主教。然而，李德培的当选未获罗马教廷承认。1982年，罗马教廷委任地下神父李思德（圣名思德望）为正权主教，委任石洪桢（圣名默尔爵）为助理主教。同年8月11日，根据罗马教廷的指令，李思德、石洪祯为石洪祯的叔叔石洪臣举行了祝圣，但是没有明确他是什么身份的主教。当时的这种安排，是因为考虑到一旦李思德、石洪桢不能履职，就由石洪臣出掌天津地下教务。然而，这种侄在叔上的安排，也为后来石洪臣浮出水面埋下了肇因。1992年，天津教区地上主教李德培蒙召，石洪臣决意公开出来担任天津地上教会的主教。当时，教廷驻香港宗座代表哥白通过相关渠道告诉他：“不能接受政府方面的任命，如果特别需要，必须得到李思德望主教的准许，才能站出来。”但石洪臣在权衡了形势后，还是毅然举行了第二次祝圣，正式就任天津教区正权主教。2005年3月3日，石洪臣主教蒙召。石洪臣主教逝世后，天津教区地上教会至今没有选举主教，教务由西开总堂主任司铎张良和朱立戈二位神父负责。其中，朱立戈神父现任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秘书长、天津市天主教“两会”副主席、天津市爱国会秘书长。
　　　　天津原系河北属地，教会受河北影响甚深，圣统制观念根深蒂固。自石洪臣主教公开就职以来，地下一派即视其为叛徒，不参与他所主持的礼仪。这一点，在西开总堂里表现得至为明显。西开堂是天津主教座堂，每当天主教四大瞻礼时，参礼教徒总分为两派。地上教会的教徒进入教堂参与礼仪，而坚持服从李思德、石洪桢领导的地下教徒则由地下教会的骨干教友带领在圣母山前自行举行礼仪，即使雨雪交加，地下教徒也坚持不进堂，以此表达他们的抗议。
　　　　2、“天津事变”的过程
　　　　自去年教皇牧函发表以后，天津教区“合一共融”的步伐骤然加快，并在今年达到了高潮。今年1月25日早弥撒时，西开总堂主任司铎张良无预兆宣布天津教区完成了合一。3月14日，天津教区地下正权主教李思德正式宣布地上教会的张良、张志周、张忠、徐会军、徐海明、木金忠、王景丰、王学令、李兆强、郗全景、吉术荣、孙建强、张平、常国文、袁振彬、余鹏、孟向阳、王世军、李圣宠 、李建平、王伟、周敬根、赵明生、张文华、刘勇胜、杨小斌、袁树国等27名神父已接受他的领导。3月21日，天津地下教会骨干、西开堂圣母山前领经人韩立君宣布李思德对地下教徒的谕令：圣母山前的教友应立即进堂，并避让西开教堂“共融神父”弥撒圣事的时间。
　　随后，在4月中旬，天津教区教友中开始流传，教皇已为归顺神父中12名在爱国会有职务的人颁赐了大赦。至此，天津教区一共50名神父中，已有39名服从了李思德。天津的地下教会，在教皇牧函的指引下，顺利地完成了对地上教会的收编，达成了在梵蒂冈主导下的“合一”。
　　　　3、“天津事变”的三个观察要素
　　　　一是“共融神父”在弥撒中已经公开提李思德名字。在天主教弥撒中，有为当今教皇及本教区主教祈祷的仪式。在天津事变之前，虽然神父们与李思德互通款曲，但在弥撒时，是不能提及“我们的主教李思德望”的。因此，是否在弥撒中为李思德祈祷，是神父们是否“与主教和普世教会共融”的标志之一。据亲历者讲述，目前在天津教区所有“共融神父”们主持的弥撒中，已经公开称李思德为“我们的主教”，这就表示，这批人对李思德的服从是有效的。
　　　　二是李思德指令地下教徒“避让西开教堂共融神父弥撒圣事的时间”。这里面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方面，李思德没有指令地下教徒停止在圣母山前祈祷；另一方面，李思德要求的仅仅是避开“共融神父”主持的弥撒，换言之，如果是“不共融”神父主持的弥撒，还是要在圣母山前祈祷的。众所周知，在圣母山前祈祷，是天津地下教徒向地上教会施压的重要手段之一，它表示坚持圣统制的“忠贞教友”对地上教会的离弃和蔑视。现在，大部分神父已经归顺，在他们举行弥撒时，圣母山前的教友很给面子地进他们的堂，领受他们的圣事，而少数“不共融”的神父举行弥撒时，这批人又依然故我在圣母山前念经。这就势必给予那些尚未归顺的神父更大的压力。
　　　　三是“共融”神父囊括了各个年龄段。此次归顺李思德的神父中，资格最老的是张良，他于1991年12月21日晋铎，圣名良（利奥）。在天津教区，他的资历仅次于朱立戈神父。而资格最浅的，则是去年10月27日刚晋铎的8名神父中的7名（当时晋铎的8名神父是杨小斌、张文华、王伟、李建平、赵明生、周敬根、刘永旺、李圣宠，此次仅刘永旺不在归顺之列，原因不明）。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此次归正的神父，包含了天津教区中、青两代精英。特别是年青一辈的神父，虽然资历浅，能量却非常大。如余鹏神父，是天津教区网站信仰中国论坛站长，掌管天津教区网上舆论宣传；杨小斌神父是天津教区《益世》杂志主编，掌握教会媒体福传。而这批人，与上海佘山颇有渊源。余鹏神父在佘山呆过11年，杨小斌神父也是佘山毕业，担任过院刊《葡萄园》的编辑。在他们就学佘山时，上海教区现在的辅理主教邢文之是他们的教务主任和神师，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都有如此深厚的“忠贞”根基。
　　　　二、“天津事变”探秘
　　　　1、时间选择巧妙。天津事变正式发动是3月14日。这里有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当时国家正在召开两会。今年是中央政府换届年，两会期间的稳定极其重要。此时发动事变，即使政府剑及履及，也只能低调处理。二是借“5.24”东风。当时，离5月24日（“为在中国之祈祷日”）仅有两个月时间，天主教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应对持不同政治立场的教会成员、特别是教职人员群体利用大规模朝圣事件在中国推行“圣统制”。此时发动事变，可保表面上均为爱国会麾下的当事神父无虞。三是乘借西藏闹事之机避风。3月14日，在西藏拉萨发生了打砸抢烧事件，中央全力应对。当天晚上，李思德和当事神父们就发动了天津事变。之所以选在这个时候，就是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西藏问题将牵制上上下下绝大多数精力。这样，事变效应便有足够的时间发酵。应该说，这个目的，李思德和神父们已经达到。时至今日，还没有见到天津方面有何措施，此次的“归正”神父之一杨小斌，前不久还随北方进德赴四川灾区赈灾传教，一路来去无阻，天津事变已取得完全胜利。
　　　　2、是国内首例成建制“合一”事件。在天津事变以前，不论地上潜入地下，还是地下浮到地上，都是个别操作；此次27人一起归顺，其中多是西开堂神父，已经超过了天津教区的半壁江山，属于成建制“合一”。可以想象，在牧函精神指导下，中国天主教会“合一”的步子将“更高、更快、更强”。
　　　　3、打破了国内天主教的现有态势。此次合一，虽然从表面上看只是天津一地的事，但它却实实在在打破了目前国内天主教的态势。就4个直辖市而言，北京教区李山主教掌教，基本掌握主动；上海教区经金鲁贤20多年苦心经营，早成公开的“忠贞教区”；重庆教区势力薄弱，近年来万州教区徐之玄、何泽清在重庆教区影响力渐退，也是主动在握。天津教区在事变之前，至少在表面上还维持上下分治的局面，然而经此事变，也成了上海一样的公开的“忠贞教区”。因此，就直辖市而言，天津事变后，已成二二对开之局。此外，天津地近京畿，与河北教会渊源深厚，河北各教区昔日多在天津有财产和办事处。2005年底，天津一批神父以索要教产为名包围市委、市政府多日，河北便有许多神父前去支援。经此事变，天津教会将更与河北教会联成一体，以后处理教会问题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4、教廷主导合一的手法更加圆润。自牧函发表以来，国内教会就在梵蒂冈的指导下，掀起了新一轮“合一”高潮。但与从前那种“立署理压主教”霸王硬上弓式的“合一”不同，牧函后时代的“合一”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在河北，某教区利用地上主教的威望，收编了残余的地下教会，因为当地的地上主教与地下并无分别；在温州，委任地上神父朱维芳为正权主教，委任地下神父邵祝敏为助理主教（有继承权），撮合两派，达成合一。而在天津，则是根据地上主教出缺，地下势力雄厚的现实，让地下主教收编地上教会。同时，由教皇给予归正神父大赦，便于他们继续公开活动。通过这三种不同的“合一”方式，可以看出，梵蒂冈在对华推进“合一”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三、“天津事变”质疑
　　　　有一件事一直令笔者感到困惑，那就是为什么朱立戈神父没在天津“归正”名单之中。朱神父籍贯徐州，1989年从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毕业，同年12月31日晋铎，到天津教区服务；1999年当选天津市天主教“两会”副主席、天津市爱国会秘书长；2004年7月在全国天主教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主教团副秘书长。从铎职来看，朱神父是天津教区资历最老的神父；从职务来看，也是地方着意培养的人才。虽然如此，因为现实原因，朱神父的圣统制表现并不后人，对李思德、石洪祯也一直以主教相待。两位主教僻处深山却能遥控天津，朱神父可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从情理来看，他没有道理不被接纳;而事实是他没有被接纳。笔者以为，其中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是遭排斥。李思德年事已高，朝不保夕。按教会体制，李思德过世后，石洪桢将自动接位。但石洪桢年纪也大了。所以近年来，几次传闻两位主教有再择接班人的意思。虽然牧函已经废除地下主教祝圣接班人的特权，但择出合适人选，上报教廷，由教皇委任还是可以的。去年以来，教廷已在国内任命了一批主教。李思德、石洪桢等人都是老一辈神职，对爱国会成见甚深。虽然朱立戈相待甚恭，但因为他的身份，还是不太愿意接纳他。加之朱立戈实际掌握天津教务大权，很有可能接掌地上的正权大位，不接纳朱立戈，可以将其孤立，阻其上位。
　　　　二是被保护。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暂不接纳朱立戈，是对他的一种保护。此次事变，事虽机密，起落无兆，但天下无不透风的墙，毕竟总是要泄露出来的。于李思德而言，既然要接纳这批神父，就要有手谕，一著文字，全盘尽显。相关部门再退让，上了名单上的人物，如张良，总不可能再安排接班。所以暂不接纳朱立戈，也可能是二位主教和神父们对朱神父存有厚望。一方面，由张神父领衔归顺，底定天津合一大局；另一方面，故意离弃朱神父，凸显他是滔滔合一大潮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中流砥柱，以确保他上位。
　　　　天津“合一”于“圣统制”已成事实，所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在教皇牧函的“圣神之风”的呵护下，飘在天津上空的这块“合一”之云，已经预示了中国天主教即将来临的风暴。
　　
　　　　　　　　　　　　　　　　　　2008.6.4　14：00－1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