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4日

观察家指中国主教团欲加强控制主教选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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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日期: 2013. 0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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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一团八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会场。资料图片来源:《中国天主教》网站。
【天亚社.香港讯】不被梵蒂冈承认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公布经过修订的选圣主教规定,有教会观察家认为,有关当局是要收紧控制和强化权力。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关于选圣主教的规定》在修订后共有十六条,四月底悄然上载至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与主教团的官方网站。
《规定》的修订草案在去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八届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获得审议通过,取代一九九三年出版、祇有六条的旧版本。
该次会议的出席者有一会一团各部门负责人、约二十位合法和非法主教、其他约五十位常委,以及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领导官员。
会上亦通过撤销主教团给上海教区马达钦「助理主教」的批准书,并撤销他在一会一团内各项职务。
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林瑞琪指出,对中国教会正常化而言,这次修订是倒退,因为有关规定早该取消。「另一方面,它也提醒教宗任命的主教要勇敢些,不要被条文吓倒。」
他相信,新规定是去年七月七日马主教祝圣事件后的对应措施,它尝试加强并合理化主教团和宗教部门的权力,或向外宣称他们有此权力。
在原规定中,若某教区需要选圣主教,祇需申报省级教务委员会和征得当地政府同意,而新文件现在清晰指明要取得「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再加上呈报设于北京的主教团,才能正式展开选圣工作。
以往,地方官员如果与教区关系良好,通常对有关过程「睁一眼闭一眼」。
《规定》对主教候选人应当具备的条件新增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办」之后加上「自选自圣主教原则」。
它又要求,祝圣礼仪应遵照主教团制定的《主教圣秩礼典》进行,并必须在礼仪中宣读主教团的批准书。此前不少主教祝圣礼均是以香港或台湾教会的礼典为蓝本。
林瑞琪对天亚社说:「新规定可以让当局否定不听话的主教。这也间接说明他们遏制马主教是完全没有法律根据的;更遑论按照《天主教法典》,主教由教宗任命,主教团无权批准或否决任何主教。」
另一项新增内容,是祝圣礼仪的主礼、襄礼和参礼主教由主教团协调安排。
中梵关系自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恶化以来,所有获得教宗任命的合法主教祝圣礼均有当局安排的非法主教参与,包括马主教的祝圣礼;反之,参与非法祝圣的主教全是教廷认可的,其中一些主教表示他们是在政府压力下参加。
在香港的教会观察家管平雄认为,中梵双方在主教任命问题上的冲突已达到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地步,因此「中方借助推出修订规定以避免在此问题上失去更多话语权而陷入更被动处境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
但他相信,根据目前中国天主教会整体状态和教廷在不断推进自行选任主教的事实,中方能否借此达到目的有相当难度。
对于由主教团协调安排祝圣礼的主教,管平雄预期,这很可能使梵方与中国有关教区在完成选任主教程序后,「被迫自行举行主教祝圣礼,避免中方一旦接受先由梵方选任再经教区选举的主教人选后,依据新规定在其祝圣礼中加入非法主教」。他指出,这样的案例在两年前已经发生。
河北省邯郸教区孙继根助理主教一一年六月在原定的祝圣日期前八天秘密晋牧,以避免非法主教参礼。这位获教宗任命的「公开」团体主教其后一度被政府人员拘留及监视。
《规定》对选圣主教的各个程序作出更详细指示,例如教区要成立选举主教工作委员会,其职责包括制定选举办法、推荐投票代表、确定一至三位候选人及选举会议的主持人和监票人等。
根据新规定,参与投票的修士、修女和教友代表人数,不应多于教区全体神职人员人数。投票结束后应进行公开唱票,得票超过半数者当选;若无人超过半数,工作委员会应协商确定进行第二轮投票,或决定在其他合适时候重新举行选举会议。
过去一些选举曾出现教友代表人数超出神父人数的情况,令外界质疑政府干预。例如在一一年五月,广东省汕头教区的主教选举会议共有七十二人投票,其中神父十五人,教友代表却有五十人。唯一候选人黄炳章神父以高票当选,后来在没有教宗任命下接受非法祝圣。
【完】天亚社英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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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3日

教宗方济各在佘山圣母日为在中国的天主教徒祈祷


教宗方济各在佘山圣母日为在中国的天主教徒祈祷



(梵蒂冈电台讯)本周五5月24日是敬礼童贞圣母玛利亚“进教之佑”的礼仪日,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07年钦定这一天为全球天主教徒为在中国的教会祈祷的日子。教宗方济各在5月22日主持周三接见活动结束时特别提到这个日子,他说:

“星期五,5月24日,是在上海佘山圣母朝圣地格外受恭敬的童贞圣母玛利亚‘进教之佑’纪念日。

我邀请全世界的天主教徒与在中国的弟兄姐妹们在祈祷中联合一起,恳求天主赐予恩宠,谦逊、喜悦地宣讲死而复活的基督,忠于祂的教会和伯多禄继承人,藉着事奉他们的国家和同胞善度每日生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所宣认的信仰。

我愿意同你们一起用«向佘山圣母诵»中的几句话这样祈求:‘佘山圣母,请援助那些在日常劳苦中,仍继续相信、希望和实践爱德的中国教友,使他们永不惧怕向世界宣讲耶稣,并在耶稣跟前为世界祈祷。’

忠信的童贞圣母,求妳援助中国天主教徒,使他们的艰辛努力在上主眼里越来越宝贵,让在中国的教会对普世教会旅程的爱戴和参与得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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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22 17:23
梵蒂冈
教宗呼吁为"从不害怕向世界宣讲耶稣、向耶稣讲世界的"中国天主教徒祈祷
周三例行公开接见中,教宗方济各谈到了每一名基督徒肩负的福传"义务":圣神激励我们"勇敢地、高声"宣讲;向所有人宣讲福音。也为"俄克拉何马州龙卷风受害者,特别是孩子祈祷。愿上主安慰他们,特别是失去了孩子的父母"


梵蒂冈城(亚洲新闻)-教宗方济各邀请"全世界天主教徒"在祈祷中与中国教友在五月二十四日佘山圣母瞻礼之际紧密团结在一起,"祈求上主赐予我们恩宠,使我们谦逊、满怀喜悦地宣讲死而复活的基督、忠实于基督的教会和伯多禄继承人、按照信仰的教导每一天为各自的国家和同胞服务。以佘山圣母祷文激励我们,我想和你们一起这样呼求圣母玛利亚:'佘山圣母,请援助那些在日常劳苦中,仍继续相信、希望、和实践爱德的中国教友,使他们永不惧怕向世界宣讲耶稣,并在耶稣跟前为世界祈祷。忠贞童贞玛利亚,请支持中国教友,使他们绝非易事的努力在上主的眼中更加珍贵;让中国教会增进对普世教会的感情、参与普世教会的历程'"。
        今天周三例行公开接见的最后,教宗方济各邀请大家与中国教友一起向佘山圣母祈祷。讲解要理时,教宗指出了每一名基督徒肩负的宣讲福音的义务。指出,"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应作福传者";应"勇敢地、高声"地宣讲福音。因为"福传是整个教会的使命,而不只是某些人的,而是我的、你的、我们的使命"。"福传就需要追随圣神,不要害怕要我们做什么、把我们引向哪里"。七万多人参加了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上举行的教宗主持的公开接见,并继续聆听教宗讲解《信经》--"我信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强调了与上周讲解的圣神要理的关系。指出,"二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事实上,是圣神给了教会生命、引导教会的步伐。没有圣神坚持不懈的临在与行动,教会也就无法生存、无法实现复活耶稣让各民族成为门徒的使命"。
            方济各教宗继续指出,圣神降临瞻礼之际圣神临在于宗徒中,让因为害怕而关在屋子里的宗徒们走出来、让他们走出自我、变成"天主工程"的宣讲者和见证。圣神作为下的改变,让每个人能听懂宗徒的话。
            这是圣神行动的第一重要效果:合一、共融。这就是战胜分歧,这分歧始于建造巴比伦塔。而"圣神的语言、福音的语言是共融的语言,邀请人们战胜封闭与冷漠、分裂与对立。我们应该问所有人:我应该怎样让圣神领导我,使我的信仰生活和信仰见证是合一的、是共融的?我是否把和解与爱的话,也就是福音带到了我所生活的环境中"? "这是我们要想的!传播福音意味着我们要首先善度圣神赐予的和解、宽恕、和平、合一、爱的生活。让我们牢记耶稣的话: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13,34-35)"。
            第二点是,"圣神降临瞻礼时,充满了圣神的伯多禄和十一名门徒一起站了起来,坦诚而高声宣讲了耶稣的喜讯,祂为了我们的救赎献出了生命;天主战胜了死亡复活了。这既是圣神的另一个效果:向所有人宣讲耶稣福音的勇气,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坦诚而高声宣讲。今天的教会也该这样:圣神降临的火、圣神的行动不断给我们带来传教新能量;宣讲救恩喜讯的新途径、福传的新勇气"。正如保禄六世教宗所说的,"甜蜜而令人鼓舞的福传喜悦"。因为"福传、宣讲耶稣给我们带来了喜悦!而自私给我们痛苦、伤心、使我们颓废!福传使我们振奋"!
            接着,教宗又谈到了第三点,"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新福传,福传的教会应该始终从祈祷起步,象晚餐厅中的宗徒们那样祈求圣神之火。只有与天主忠实而密切的关系,才能摆脱自我封闭、宣讲福音。没有祈祷,我们的行动就是空洞的、我们的宣讲没有灵魂、没有圣神的激励"。
            正如"本笃十六世告诉我们的,今天教会'尤其感到了圣神的风帮助我们、给我们正确的道路。这样,满怀着新激情,我们踏上旅程、感谢上主'。我们要每天更新对圣神行动的信心"、"祂给我们宗徒的热情、给我们和平、给我们喜乐";"我们再次更新这一信心,让圣神引导我们,我们是祈祷的男女老少,勇敢地见证福音,成为我们世界里与天主合一、共融的工具"。
            最后,教宗方济各邀请大家为"俄克拉何马州龙卷风受害者,特别是孩子祈祷。愿上主安慰他们,特别是失去了孩子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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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首次呼吁为中国天主教徒祈祷

刊登日期: 2013. 0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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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在四月份一次公开接见活动中,与来自中国大陆的朝圣者握手。〔资料图片〕
【天亚社.香港讯】教宗方济各今天(五月廿二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时,呼吁全球信众念记这个与梵蒂冈没有邦交的共产国家里的兄弟姊妹,并为他们祈祷。
这是新教宗向中国教会发出的首个公开信息。上月,他曾呼吁信众为四月二十日四川省雅安地震中遇难和受苦的人们祈祷。
本周五(五月廿四日)是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于二零零七年订立的普世教会「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教宗方济各继承其前任的做法,吁请大家祈求中国天主教徒「忠于基督的教会及伯多禄的继承人,并在日常生活中以他们所宣认的信仰一致的方式为国家和同胞服务」。
新教宗又诵念本笃十六世亲撰的《向佘山圣母诵》其中几句:「佘山圣母,请援助那些在日常劳苦中,仍继续相信、希望和实践爱德的中国教友,使他们永不惧怕向世界宣讲耶稣,并在耶稣跟前为世界祈祷。」
这篇祷文自零八年第一个祈祷日起,在上海佘山山顶的圣母圣殿、国内其他教区,以至海外教会团体广为传诵。
最后,教宗方济各请求童贞圣母「支持中国天主教徒,履行他们不容易的、在上主眼中越来越宝贵的承诺,并培养中国教会的热忱及参与普世教会的旅途」。
与此同时,意大利宗座外方传教会出版社首次印制一本为中国教会的祈祷手册,名为《在痛苦中坚强、在祈祷内坚韧》。
约三十页的手册由该出版社主编法兹尼(Gerolamo Fazzini)和拥有多年中国经验的宗座外方传教会梁作禄(Angelo Lazzarotto)神父编辑,它「提供了为中国教会祈祷活动的具体方式,包括反思饱受磨难、充满了感人见证的中国教会历史和重大事件」。
【完】天亚社英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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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8日

念教会先贤 为中国祈祷

五月二十四日,是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于二OO七年致中国教会信函中,特别提醒普世教会全体信众为中国教会祈祷的日子。今年进入五月份之前,适逢金鲁贤主教逝世,令人感触良多。

金主教的一生,可视为中国教会近半世纪歷程的映照。五十多年来的中国教会史,绝对不乏痛苦的经歷及考验。这些痛苦,既有来自外部压力、政治上的迫害,令肉身饱受折磨、生离死别的苦痛;更不堪的是,要抵受同辈间的误解,因未有共识,各自抗争时所带来的孤单;在此惶恐前景下,会为无能成就基督的委託、无法善尽己责而担忧。

中国教会从来不乏英雄人物,尽管方法可能相异,但意义可以完全相同。金鲁贤主教的死,使人不期而然想起多位已故教会英雄,包括在山西穷乡僻壤中以圣德折服世人的韩廷弼主教;勇于进取的范学淹主教;无畏无惧的邓以明总主教;坚忍不屈的龚品梅枢机;努力在有限空间内建设教会的李笃安总主教;坚持不随波逐流的王希贤总主教;融合地下、地上团体和睦相处的金沛献总主教,以及其他许多未能一一提及的杰出牧者。求上主百倍赏报他们的辛劳。

现在此刻,绝不是歌功颂德的时候。但中国教会的经歷,却是普世教会一份难能可贵的反省经验;漫过这心灵的黑夜,每个人都有与主独处的机会。愿大家在这份与主独对的经验中不断成长。

在怀念已故英雄的同时,我们也特别忆起目前仍失去人身自由的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马达钦。据不同来源的消息指出,目前马主教已被当地的有关当局带离畲山修院,禁闭在上海市郊一处偏僻的地方。

马主教的勇敢,见证了教会肩负先知角色,终能成为中国社会明灯这一重要的使命;马主教的困难处境,反映出中国社会要达致充分成熟,能尊重人身自由及权利的状况,仍有一段很遥远的距离。

中国教会的英勇前辈,一如在初期教会的数以十万计前辈一样,深深明白地上的困苦总有一天要过去,基督的救恩却是永恆不替的。诚如圣女大德兰在《七宝楼台》中所教导我们的,义人在上主紧密结合的真爱中,殉道也并不为苦了。

就让我们真挚地回应六年前教宗本笃十六世唿吁,努力为中国祈祷;期望导致教会领袖殉道的外在迫害不再发生,但也祈祷在殉道牺牲无可避免时,教会领袖能显发与主完全契合的光辉。这才是中国教会的福分,也是中国社会的福分。

2013年5月7日

迫害对于中国教会的启发


来源:许修士的博客  
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简述法国大革命以后天主教国家对教会的迫害对于中国教会的启发
一、绪论
     在一般信友的脑海里,似乎在天主教的国家里面,教会的发展格外“兴旺发达”,或者说教会生活在天主教国家里没有任何困难,整个社会生活都是以教会为中心的。如果说中世纪的教会算是这种“兴旺发达”的话,那么法国大革命后的十八世纪末,直到二十世纪的上半世纪,教会受到来自国家的迫害,可谓到了教难的程度,甚至这种迫害在传统的天主教国家里更甚于在其它国家。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谨记基督的教导:“世界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在你们以前,它已恨了我”(若15:18),那么就不会显得过于惊异了。从吾主直到今天,不论在外部体制方面,还是在内在生活方面,世俗的势力从未有一刻停止对教会的侵蚀,而教会也从未在与世界的战争中稍有喘息。
      单就教会所受的各种危难来说,教会历经风浪,却从未真正被击败过。教会不害怕任何来自世俗力量的迫害,“太阳之下绝无新事”(训1:9),我们可以从先前的各种经验中,取得教训,学习如何面对来自世俗力量的侵犯。本文尝试反省:从法国大革命以后,天主教国家对教会的各种迫害,对于中国的教会所带来的启发。
二、国家对教会发难
      欧洲大陆自十八世纪才开始逐渐形成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将教会看作是外国的势力,但国家主义走得过火,再揉和上各种社会思潮、阶级利益,使国家概念扭曲成为一个权力高于一切的“国家机器”。在传统的天主教区域里,每个国家对教会的迫害虽有手段与程度的不尽相同,但大都不外乎没收财产、解散教会组织、驱除传教人员、断绝教廷与国内教会的联系等几种伎俩。
①夺取教会财产
      法国大革命时期,国家夺取教会财产,充入国库;在日尔曼,世俗公侯们瓜分了教会的财产;之后的十九世纪,意大利在“统一”口号中,吞并教宗国的土地;葡萄牙、西班牙也起而效之;甚至在刚刚摆脱殖民统治束缚的拉丁美洲,各个国家也跟随以前宗主国(葡、西)的自由主义,开始侵夺教会财产(如墨西哥、巴西)。
②解散教会组织
      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先后解散了许多教区,并下令取消修会,关闭教会办立的学校;在日尔曼境内,教会组织也大部分被摧毁;葡萄牙一度解散了所有的男修院;在拉丁美洲,大部分的教会组织也同样被摧毁,尤其是高等学校,导致后来教友的知识水平普遍较低。
③驱逐、杀害神职人员和会士
     法国大革命期间,国家颁布了《司铎公民法》,要求司铎宣誓效忠国家,只有少部分司铎真正接受了这个法令,而不接受的神职人员要么被监禁,要么被流放,数以万计的司铎被迫离开国家,还有部分主教、神父被杀害;葡萄牙的摄政大臣以天主教徒为敌,他囚禁司铎、放逐主教;西班牙的佛南道第七当政时,受立宪政府的强迫而驱逐耶稣会士;普鲁士政府驱逐了境内的许多修会;在巴西,政府制定许多反对教会的法律,并禁止修会招生,驱逐外籍修会。
④对教廷的外交施压
     这些天主教国家在外交上时而与教廷签订条约——并不都对教会有利,时而向教宗示好,以稳定国家内部的稳定。这些国家在与宗座的外交上,大多不是出于诚意,教宗为拿破伦加冕一事,便是一例证明;1904年法国与教宗断绝外交;葡萄牙在1913年与宗座的外交关系完全破裂。
      国家在外交上对宗座利用和施压,甚至完全中断外交关系,旨在削减教宗对国家内(地方)教会的影响,偶有的一些条约签订也是出于自身的某些利益。
三、对中国教会的启发
     “太阳之下绝无新事”(训1:9),国家对教会的挑战与迫害,在任何地方都有相类之处,为中国教会而言,面对来自国家力量的各种压力,同样可以从这些天主教国家的经验里,取得一些启发。
A.正面的冲击
      教会在中国所遭遇的侵害,与在欧洲、拉丁美洲天主教国家里所遭遇的,基本雷同。“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开展各种运动与政策,加诸教会身上的策略有时候并不比发生在那些天主国家的情况更坏,因此我们不必太过惊诧,而是应该坦然面对。
①夺取教会财产
      国家对教会最赤裸裸的侵犯手段就是没收财产,将教堂、教会机构、地产全部充公。因为以前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一边传教的同时,一边也购置了大批的产业,这不全是为了自养,也是为了开展慈善事业所必需的。国家吞并教会的财产,同时也是夺走了穷人的依靠,这也是对国家自身的伤害。
      基督曾教导门徒财富的不可靠:“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富,因为在地上有虫蛀,有锈蚀,在地上也有贼挖洞偷窃”(玛6:19)。虽然有强大的经济支持,非常有利于传教工作的开展,但过于依赖财富,必然会产生一些偏差。在南方的一些地方教会,至今仍能看到靠分发财物吸引民众皈依的传教手段所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如在台州一度流行一种说法,将信教的人说成是“吃教”。而基督派遣门徒们出外传教时:“除了一根棍杖外,什么也不要带:不要带食物,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在腰带里带铜钱”(谷6:8)。
      此外,作为未来将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开拓的神职人员,我们也不要期待过多的外在物质条件,比如壮美的教堂,充足的经费,宽松的宗教政策等等。个人认为,甚至在修院的培育阶段,也可以考虑给修生更多地灌输“白手起家”的理念。神职人员不能有“富二代”式的、坐享其成的想法,何况教会是穷人的教会。
②解散教会组织
      国家解散了许多教会组织,接管教会的学校、医院、各种社会福利事业、教友社团。从结构上看,中国教会至今仍没能完全恢复元气。这也使得教会从外表上看起来,对社会事务漠不关心。
      今天的中国教会在社会服务上,显得有些吃力,但仍然有许多空间可以发展,如增加教友团体,团结教会在社会服务上的凝聚力,至少可以发挥堂区范围内的社区服务,这同样有助于福传的开展,如舟山虾峙岛的教友藉积极参与当地居民的活动、为居民修路等,使福传工作收获颇大。
      总之今天的中国教会并不是被完全捆绑,动弹不得的,很多有效的组织仍然可以运用,虽然教友组织不一定要取得何等辉煌成绩,但作为堂区,这些工作还是可以从小处入手,逐渐开展的。
③驱逐、杀害神职人员与会士
      事实上国家对教会成员的迫害至今没有停止过,对教会极端地迫害,一方面给教会造成重大的伤害,另一方面也成就了许多殉道烈士。
      在中国政府驱逐外籍神职、会士的事件上,我们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中国教会在传教工作上失去了很大的有生力量,但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教会不得不学会成长起来,而不是永远处在“吃奶”的阶段。很近的例子就是:大陆修院的外籍师资力量缺少之际,不得不寻求培养自己的教育人才。
      由于圣召的日益匮乏,中国教会必须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修道人的灵修持续再培育,还有就是传教力量的分配,即从圣召丰富的地区向贫乏的地区输送圣召,如果这种人员的流动方面能够建立更完善的机制,传教力量流动就可以做到更加有效,同样也能减少“不良份子”的活动。
      梵二后,教会越来越强调每个信友都有福传的使命,因此单靠中国教会的神职人员传教就显得远远不够,中国更需要平信徒担当福传者。一个“教友的时代”已经萌生,而对教友的培育更是迫在眉睫了。
④对教廷外交施压
      中国政府驱逐外籍教士之际,也驱逐了教廷驻中国大使,目的是彻底断绝中国信友与普世教会的联系。中国近年来与教廷的外交接触中,也极尽利用、敷衍之能事,在数次国际盛事(奥运、世博等)之前,都摆出善意的架势,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后,便过河拆桥,这根本就是缺乏建交的诚意。
      距离使精神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信友对于教宗的尊敬与景仰,并不因中梵无外交关系而有所减少,反而与日俱增。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教会越来越多的能够听到普世教会的声音。
      很多人将中国教会自身内部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中梵建交上,但事实未必尽如人愿,
      首先我们不必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寄望过高,至少短期内看不到有什么实质性的转机。此外我们也不必将一切问题都推给教廷,比如关于合一:问题的主要关键不是在中国教会与罗马的共融上,而是在中国教会自身的共融上,问题主角是中国教会自己。如果中国教会内部双方都不愿跨出一步,共融合一就只能沦为口号。
      反过来,如果中国教会自己团结一心,达成合一,至少双方都放下成见,凝聚力量,一致努力向外传福音,壮大教会的团体,或许倒能为宗座与中国的建交提供实际的助力。
B.内部的努力
①传道人员的培育   
      中国教会面临的问题与曾经在西方天主教国家发生的虽然相似,但中国教会毕竟不是西方教会,还有一些方面,中国教会与西方教会不同:中国尚不能称为天主教国家。因此教会主要的工作,还是应该放在福传上。
      福传的前题是教会精神生活的见证,这就需要加强对神职人员的素质培育。因为“没有宣讲者,又怎能听到呢”(罗10:14)。正如俗语说“打铁还要自身硬”,在中国的广阔草场上,修道人作盐、作光的使命就更加显得重要。
②殉道是恩典   
      有时人们会奇怪中国没有精修圣人,但当下中国教会可能更需要“殉道圣人”,越是贫瘠的土地,越需要更多热血的灌溉。我们不该怕“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玛10:28)修道人也没有必要过份艳羡某某神父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如何如何的好,豺狼如何与羔羊共舞?基督既然打发门徒如羊进入狼群,我们就应该时刻作出殉道的准备,置死地而后生。
③建树教会
      西方国家之所以对教会的仇视如此之深,或许是因为教会的实力确实太大,反过来有些方面中国教会受到的冲击还不如西方教会大,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我们自己尚是“小小羊群”,那么教会发展就是教会的当务之急,中国教会必须做的功课就是福传。事实上在有些时候,中国教会的神职人员在福传上下的功夫远远不够,当教会变得强大起来——是精神的强大,不是指世俗势力的强大,教会作为“地上天国”的标记才会越加明显,因此福传是教会永远不变的主题。
四、小结
      天主教国家不等于天主的国家,在天主教国家的种种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世俗力量与天国的势不两立,这不单是权势的争夺,更是一场属灵的战争。
      国家政权对于教会的种种发难,或是出于嫉妒,或是出于惧怕,国家竭力要将教会的权益踏在脚下,将教会视作竞争的敌人。特别在传统天主教的国家,教会力量比较强势时,国家的这种敌视更加明显。殊不知,天主的教会从来无意获取世俗的权力,她只致力天国的临现。在与国家的争执中,教会越发清晰认识到自己的这个身份。
      从外部环境来说,世俗的权势向来仇恨教会的拓展,一如曾经恨了基督,因此教会面对世俗力量的冲击、迫害,不必过于惊讶或一味地自怜,世界对天国的敌对自古有之,我们暂且将这种敌对、迫害,看作是对真理的试金石,“他试炼了他们,好像炉中的黄金”(智3:6)。
      从教会内部来讲,虽然各种教难对教会的体制、权力、财产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我们不该怕“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玛10:28)。相反,困难同时也是机遇,当教会这只方舟遭遇世界的狂风浊浪时,渐渐从自身内部抛掉沉重的包袱,越发轻装上阵,更加富有活力、更加自由地实践自己的身份。
      教会在漫长岁月的历史旅程中,藉着圣神的引领,不断地自我更新与完善,在不同时代与文化的风浪冲击中,仍能忠于己任,带领世界迈向天国的圆满。因为基督教导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2013年5月6日

【评论】别拿讨好当友好──回应甘俊邱主教的见解




刊登日期: 2013. 05. 06
【评论】别拿讨好当友好──回应甘俊邱主教的见解 thumbnail
广州教区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天亚社资料图片〕
在网络上看到《广州主教认为梵蒂冈对华政策需改变》一文,对甘俊邱主教的观点,我颇感吃惊!
尽管我完全认同甘主教呼吁教廷先要深入了解中国教会,才能有望改善关系,以及他认为梵蒂冈真的不了解中国天主教会实况的观点,但我却无法苟同其单方面的呼吁梵蒂冈应以中国人的眼光来检视中国教会的说法。
中梵要改善关系乃至建交,需要双方都拿出诚意来,而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中方的诚意了吗?
二十多年来,教廷高层以及海外所谓桥梁教会有不少人口口声声强调他们非常了解中国大陆天主教的情况。然而,国内天主教徒却继续埋怨梵蒂冈不了解他们。为甚么?
最近,前任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戴瑞明在《中国评论新闻网》撰文,或许可解释当中的差异。
他说:「有人认为,西方基督教文明,受商业文化影响,较易妥协、和解,故东、西德能各让一步,用和平方式统一了;而东方属多神教文明,受农业文化影响,讲究原则、名份,宁愿玉石俱焚也不肯轻易妥协让步。」他引用了南、北越和南、北韩的事例。
甘主教呼吁梵蒂冈应「以中国人的眼光来检视中国教会」的说法是没错的,但是不是也有必要要求中国政府能以纯宗教的眼光来检视天主教的实质?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把纯宗教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来玩游戏已经是举世共知。如果祇是单方面要求梵蒂冈应以中国人的眼光来检视中国教会,那这是示好呢?还是友好呢?亦或是讨好?难道要教廷放弃信仰原则来进行所谓的改善关系?
中国政府对天主教的宗教政策实质上是想改变天主教「从宗徒传下来」的这一核心特质。
教宗本笃十六世于二零零七年致中国天主教徒牧函中已明确指出:「某些由国家建立的、与教会体制无关的机构,凌驾于主教之上领导教会团体的生活,是不符合教会道理的。」可悲的是,在这个不符合教会道理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组织中至今还有着多少的主教、神父呢?
甘主教身为不为教廷所承认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秘书长,他能不能说句良心话,告诉我们他是否很乐意、轻松地担任著此职?
没错,未获教宗承认的主教已寥寥无几,从法理上来讲,那些教宗认可的主教都是合法的,但不少人脚踏双舟两边忽悠的行为,让「公开」和「地下」团体如何能真正达致甘主教所主张的团结合一?
事实上,除了地下团体,我相信公开团体中排斥爱国会的人绝非少数,只是大多敢怒不敢言罢了。难道拒绝接受爱国会是不识时务?是冥顽不灵?是不合天主教教义的?需知,地下教会的产生,拒绝接受并加入爱国会是唯一的原因,除此之外,并无任何反党反政府出卖国家利益的因素,现在总不能要求地下教会放弃这个信仰底线吧?
政府拨巨款帮助维修广州具有一百二十五年历史的主教座堂这不假,但这座教堂一则因其有着悠久的历史成为文物;二则,对外还是得撑一撑宗教自由的门面,这也是事实吧?
撇开人家企图改变我们的信仰本质与诸多宗教迫害不提,却拿人家拨款修堂感恩戴德,我想这是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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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钟观,中国大陆一位神父。
【完】天亚社英文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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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9日

中国教会百年沧桑的素描——纪念金鲁贤主教

源:甘保禄的博客  作者:甘保禄 
   天主教上海教区金鲁贤•类思主教,耶稣会会士,于2013年4月27日下午14点46分在上海安息主怀,享年九十八岁!
    金鲁贤主教的一生可谓与中国教会同行的一生,他的经历和作为可谓中国教会近代历史的写照,他的功过
是非可谓中国教会百年沧桑的素描。
    1916年生于上海的金鲁贤,幼年丧亲,和当时千千万万的孤儿一样,他也是由教会一手养大并培养成才的。1932年,十六岁的他进入修院,六年后加入耶稣会,于1945年晋铎。两年后,他被派往国外进修神学,先后在法国、英国、瑞士、奥地利、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求学。1950年获罗马额我略大学神学博士学位。这段求学和接受陶成的岁月,不论是对当时的金神父来说,还是对整个中国教会而言,可谓风和日丽的“蜜月期”,但随后的几十年则可被称为“风浪期”
    1951年学成回国后,
金神父所面对的是一个政权交替后的“新中国”。随着外籍传教士陆续被驱逐出境,金神父临危受命,出任徐汇总修院的代院长、耶稣会上海区代会长及中国耶稣会代巡阅使等职务。再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籍神职人员也成了被打压的对象。1955年9月8日,金神父与当时上海教区的龚品梅主教及一大批神父同时以反革命罪名被捕入狱。他被判劳动改造三十年,后因外语方面的才华而和其他几位有同样能力的神父被安排在公安部下设在河北保定的翻译机构担任翻译员。直到1982年才获得释放,重新回到教会的牧灵和福传岗位上。
    但就在金神父和绝大多数国籍神职人员被劳改期间,中国教会也正在经历着一系列不寻常的起伏与变化:
1957年“天主教爱国会”产生;1958年,出现首批“自选自圣”的两位主教(董光清、袁文华)1966年-1976文革时期的大动乱1978年后,改革开放、拨乱反正、逐步恢复宗教信仰自由;1980年,“中国主教团”、“中国教务委员会”成立,随之而来的是地上、地下教会的出现……
    我们可以说,八十年代后的中国教会步入了“重建和恢复期”:开放教堂、开办修院礼仪改革、成立出版及社会服务机构(如上海光启社-1983,河北信德社-1991,进德公益-1997),但与此同时,随着中梵关系的僵局和教会内部此起彼伏的纷争布满了千疮百孔的中国教会这艘大船,一直在各种风浪与考验中颠簸向前。而这一阶段的金主教则以其特殊的身份、阅历和学识,为上海教区和整个中国教会做出了许多有目共睹的贡献:1982年获释后的金神父,应当时上海张家树主教邀请,从河北回到上海着手恢复佘山修院,成为创院院长;1985年,他和李思德神父在没有宗座批准的情况下,被山东周村的宗怀德主教祝圣为上海教区助理主教;在金主教的努力下,上海成为国内最早推动中文弥撒的教区,而且使中国政府容许信众在弥撒中为教宗祈祷;他所创办的佘山修院迄今为华东地区和其它教区培育逾四百名神父,其中约有十六、七人成为了主教;光启出版社在八十和九十年代为“久旱”的中国教会提供了急需的教理、资讯和灵修食粮;上海教区大多数的教产获得了落实,恢复圣堂140多座,天主教友人数已达15万。2004年,经过他本人申请,教廷正式接纳并认可金鲁贤为上海教区的助理主教。
   
 金主教能够说多种语言,曾经访问过海外许多地方教会,会见过不少知名的教会人士和国家元首如:印度德勒撒修女、美国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理默克尔等。而他在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眼里,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爱国爱教的宗教人士,多年来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他留下的著作包括:200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为金鲁贤主教出版了《金鲁贤文集》一书,该书记录了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的部分牧函,以及金鲁贤主教在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攻读神学博士时候的博士论文等,还有一些是金鲁贤主教对待当时教会所面临的相关问题的看法和建议;2009年,他也出版了自传《绝处逢生·上》,该书记载了金鲁贤早年的生活经历,以及50年代回国后的种种遭遇,颇具史料价值。   
  毋庸置疑,不论是在中国教会内还是在海外,金主教不但是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主教之一,也是备受争议的人物,有人公开批评他是中梵之间的“投机分子”,更有人指责他大权在握,独断专行而金主教本人在2007年接受《大西洋》周刊访问时也说:梵蒂冈认为我为教廷所做的不够,中方却认为我为梵蒂冈做得太多,真的很难满足双方。”此言透露出来的不但是他内心的无奈和痛楚,更是长期困扰中国教会的症结之。今天,当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去重新审视金主教将近百年的人生及牧灵轨迹,我们毋须为其人性的缺点和不足辩解,但我们却更能体会并明白他的这种无奈和痛楚,以及中国教会的症结与难题——这是一个人的经历,也是一个时代的写照,更是整个国家、民族和教会共同的素描!鉴于此,我愿意再一次重复本文开头的这段话,权作为对金主教的缅怀:金鲁贤主教的一生可谓与中国教会同行的一生,他的经历和作为可谓中国教会近代历史的写照,他的功过是非可谓中国教会百年沧桑的素描。
  斯人已去、亲情宛在!金主教去世的消息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传遍了海内外的华人教会团体,而世界许多媒体也在第一时间作了报道。今天,香港的陈日君和汤汉两位枢机主教,以及万民福音部的秘书长韩大辉总主教,也已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前辈神长和故友的怀念、感激与高度评价。过去两年来,由金鲁贤主教执掌牧职将近三十年的上海教区的确经历了复杂多变的过程,特别是围绕他亲自祝圣的两位新主教的一系列变故,就更令整个中国教会,甚至普世教会高度关注,不晓得未来会如何发展变化。如今,虽然金主教已经“打完了这场好仗”,回归天国,但仍在“旅途”中的上海教区和中国教会必须继续牧灵福传的使命,在圣神的带领下勇往直前。惟其如此,才是对像金主教这样的前辈们最好的怀念和敬仰,也才是对自己生命与圣召价值的最好体现与回应。而他们在有生之年的所有经历、挣扎、成功、失败、欢笑、苦恼等,又何尝不是我们今天宝贵的历史借鉴和精神遗产呢?!
     愿金鲁贤主教和所有先我们而去的中国教会先辈们在天乡安息,并不断为我们转祷、加油、祝福!!!

2013年4月27日

风云一时的上海教区金鲁贤主教病逝




刊登日期: 2013. 04. 27
风云一时的上海教区金鲁贤主教病逝 thumbnail
金鲁贤主教(1916-2013)二零一零年于佘山圣母大殿主持弥撒。[天亚社资料图片]
【天亚社.中国上海讯】华东上海教区助理主教金鲁贤(圣名类斯)于四月廿七日下午二时四十六分因胰腺癌去世,享年九十七岁。
长期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的金主教,去年圣诞节开始因健康急转直下而住院,近月来更屡次传出病情危殆的消息。
金主教一直是中梵双方均重视的教会领袖。法国记者多里安.马洛维奇(Dorian Malovic)于二零零六年为这位耶稣会士出版的传记,以《Le Pape Jaune》(黄皮肤的教宗)为题,可见一斑。
金主教零七年接受《大西洋》周刊访问时说:「梵蒂冈认为我为教廷所做的不够,中方却认为我为梵蒂冈做得太多,真的很难满足双方。」
上世纪中叶,中国大陆教会因政治动荡而与教廷及普世教会中断来往。直至七十年代末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后,金主教游说当局容许信众恢复在弥撒中为教宗祈祷,并使上海成为国内最早推动中文弥撒的教区。
金主教虽然缺席二零一零年召开的中国天主教第八届代表会议,依然获选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名誉主席。今年二月,他再次获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一届委员,成为九位天主教代表之一。
在中国教会内,金主教也是备受争议的人物,有天主教徒批评他是中梵之间的投机者。
金主教一九一六年生于上海,幼年丧亲。他三二年进入修院,六年后加入耶稣会,到四五年晋铎。两年后,他被派往国外进修神学,五零年在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考获神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当时共产党已开始统治中国大陆。
随着政府陆续拘捕并驱逐外籍传教士,自五一年起,当时的金神父出任徐汇总修院的代院长、耶稣会上海区代会长及中国耶稣会代巡阅使。
在中共当局五五年打击龚品梅枢机「反革命集团」的「九八事件」中,金神父与数百名神职人员及教友先后被捕。他被判入狱及劳动改造三十年,因通晓五国语言后期被安排在公安部辖下的翻译机构担任翻译员。他与公安的连系因而在教友间引起猜忌,被指控涉嫌在教难期间出卖其他神职人员。
他八二年获释后成为上海佘山修院的创院院长,修院迄今为华东地区培育逾四百名神父,其中约有十六、七人成为了主教。
八五年,他与李思德神父两人在没有宗座批准下同时接受祝圣为上海教区助理主教。三年后张家树主教去世,由金主教继任为上海教区公开团体的首牧,李主教则由金主教聘为教区顾问。
直至二零零四年,金主教获教廷认可为上海教区的助理主教。
上海是中国天主教会的重要教区之一,金主教的离世使当地公开教会团体接班人问题悬而未决。
二零零五年,金主教祝圣原籍山东的邢文之神父为辅理主教。但邢主教自一一年末再没有公开露面。据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出版的《鼎》二零一三年春季号资料显示,邢主教于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辞职。然而,有关资料未有指出教廷是否已接纳他的辞呈。
金主教于去年七月祝圣马达钦神父为辅理主教。但马主教在晋牧礼上公开宣布不再担任爱国会的任何职务后,被限制在佘山修院内,并于十二月被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撤销其「助理主教」的任命书。
在限制行动自由期间,马主教几乎每天都在微博上分享每日圣言反思。教会消息人士指出,马主教两周前已被安排离开修院去学习两个月,估计这可能与五月圣母月佘山的朝圣高峰期有关。
金主教生前与多国的政治和宗教领袖有交情,零五年曾与另外三位大陆主教获教宗本笃十六世邀请出席世界主教会议,但最终不获中方允准没有成行。
上海约有十五万教友,公开团体有八十多名神父和八十六位修女在逾一百四十个堂点服务。
九十四岁的范忠良主教是教廷认可的上海教区首牧。这位耶稣会士负责牧养「地下」团体,长期受到政府监视,近年健康正逐渐衰退。
【完】天亚社英文新闻:

2013年4月25日

徐锦尧神父对陈日君枢机的回应:澄清教宗的角色


【天主教在线讯】香港教区徐锦尧神父日前发出一封邮件,就陈日君枢机近期的质疑做了澄清。天主教在线获得徐神父的同意刊登此文。以下是徐锦尧神父的澄清全文:

陈日君枢机《徐锦尧神父,你究竟怎么看教宗的角色?》
         (黑色字体是陈枢机原文,红色下加线是徐锦尧神父的回答)
    公教报(三月廿四日)信仰栏有徐神父的文章《教宗辞职,反省教宗角色》。
引起他反省的是「教会曾有三年没有教宗的纪录」(三年可以没有教宗,那末教宗是可有可无的了?!)
徐:陈枢机,我并没说教宗可有可无;我只是说教会曾有一段三年没有教宗的历史事实。难道教友知道多一点点历史也有害处?
后来他又综合一篇文章《再见,本笃十六,他是伯多禄,不是基督》
徐:这是天亚社的文章,不是我写的。
及一些网上对那文章的反应。以下就是他「大公无私」的结论 :「教是从来都有两派的……(而且)都存在着南辕北彻的两个极端」,包括胡枢机和陈枢机对大陆教会的态度(两个极端?)
徐:是的,教会无论在历史上或在今天,对许多问题都存在两极的看法。单就对中国和中国教会的态度,就有不少人和陈枢机取态不同,包括:
1.胡振中枢机对大陆比较友好,他以香港主教身份第一次向教宗述职时,还把我们教研中心的大陆工作算上了(其实汤枢机和陈枢机本人亦曾长久支持教研的中国工作)
2.以前罗马传信部枢机和国务卿枢机对中国也比较友好;
3.圣母圣心会的韩德力神父更是对中国十分十分的友好;
4.最近有关占领中环的取态,汤汉枢机和陈枢机也不一样,汤枢机取态比较温和;
5.有关陈枢机获黎智英二千万元捐款一事,香港教区第一时间澄清并不知情,当时的汤主教在《明报》上还自嘲说:自己只系()低级主教,怎会知道高级过他那么多的陈日君枢机做紧乜 (在做什么)
6.陈枢机自己对中国态度也只是自2009年起才极端起来的,09年前他是宽容多了。例如:他多年来都来教研中心给国内修女们上半天的课,请修女们吃饭,给修女们零用钱……
   历史的教训是,许多事在事过境迁之后,就显得如非多余,也属不智。」(各五十大板?
徐:如果大公会议开在三百年前,容许祭祖敬孔,就不会有礼仪之争,中国也许会变成天主教国家!教会正是没有以史为鉴吸取礼仪之争的教训,才陷入今天内外交迫的困局。一百年后,我们的子孙一定也会奇怪我们今天在争什么?究竟有什么超级重要的东西竟然可以让我们牺牲爱德和福传?
   「至于大陆的地上地下教会,因为对教宗角色的不同理解也影响了他们自身的教会意识和使命,……无端的分裂了半个世纪…… 教宗无论多么重要,都要把他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徐:我说教宗在教会内该有一个适当位置,这也有不对?
    天啊!我们几百万的同胞竟然这么胡涂白白牺牲了半个世纪的大好时光,而祇因为他们对教宗的角色有了不同的理解!?
徐:我们确实是牺牲了大好的时光和大好的福传机会。请和基督新教比较一下:1949年时,中国天主教徒已有300万,基督新教徒只得70万;今天?我们在800万与1200万之间,基督新教最少已有5000万甚至7000万了。我们才增加了三、四倍,他们却增加了差不多一百倍!同样的中国、同样的政府、同样的处境,为什么差距大得那么厉害呢?这还不够激起我们深刻的反省和忧患意识吗?
    那末请教徐神父;他们应在怎样的理解上合一起来呢?要把教宗放在什么地位上才适当呢?
徐:教宗的首席权主要应体现在他要领导整个教会去认识福音、传扬福音、生活福音、成为福音;不要让法律凌驾一切。而即使是法律,教会还有一个法中法,就是人灵利益是最高的法律(Salus animarum, summa lex)
    是不是祇承认他是精神领袖,在祈祷中提他的名,也可叫两声教宗万岁,但不必承认他有权管理在中国的教会,让中国教会独立自办、民主办教、自选自圣主教?
徐:我在拙文中没提过这些,而且是从来都没有!陈枢机,请别冤枉我或暗示我有这些主张。
    是否你以为祇要地下团体全体投入地上团体,那末,天下太平皆大欢喜?
徐:我在拙文中也没提出如何面对地上地下的分裂或如何修好。
    难道你不知道地上团体是一个被奴化的团体,现在根本是无神政权在办教?徐:我没有被大陆的政治宗教情况吓坏、影响和束缚,我只尽力做我该做和能做的,即是要全心全意全力去福传:在顺境中福传,在逆境中也福传。我在大陆,光是《耶稣是谁》,《信仰是什么》,《突破困境》,《不必再无奈》,《以主为基,以人为本》,《耶稣教人面对忧虑》等福传书籍,就印行了四百六十万册(4,600,000),《正视人生的信仰》也36万册。这些对在大陆的福传有很大的帮助。
    难道你没有看见安树新主教到了地上一直被政府牵着鼻子走?你不知道所谓主教团在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先生主持的会议上,竟罢免了教宗任命的马达钦主教?
徐:陈枢机,你怎么好像也把这些算在我头上?我的文章并没有说这些啊!你暗示这些,是否想给我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徐神父,下次有辞职的教宗向教民辞别和新教宗的就职典礼,我愿意为你筹募机票,让你去到伯多禄广场上体验一下,全球的天主子民和世界的权贵怎么样理解教宗的角色!
徐:我在罗马传信大学四年,这一切都看过很多很多了;有一次教宗在伯多禄大殿作弥撒,我还作了琴师弹奏大殿中的管风琴呢。我是拥护教宗的!
    我也建议在教宗就职典礼结束前,在伯多禄广场的银幕上转播北京对教宗的警告:「不要干涉我国的内政!」并向大家保证这讯息不是从外星来的!补充:徐神父有一点却讲得对:「拥护教宗的最重要内容是学习他所领导的大公会议精神和他给教会的通谕」。
徐:谢谢枢机承认我所说拥护教宗的最重要内容是学习他所领导的大公会议,但我看大公会议最最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教会应是天人合一和人类合一的标记和工具(教会宪章)。这是凌驾一切的教会宣言。我们要接受这话、活出这话、为这话而奋斗,让教会早日合一、人类早日合一
    我想徐神父应该发觉本笃十六世的通谕里常坚持真理和爱德的平衡,
徐:对!要平衡!平衡!平衡!灵魂与肉身平衡!信仰与生活平衡!理想与现实平衡!普世与本地平衡!传统与创新平衡!但在大陆教会中,我却看不到这些平衡或真理与爱德之间的平衡。我看到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过去三年,我也曾邀请三个地下教会团体来我们教研中心受训十五天,他们告诉我,连地下教会也有分成几派而你争我夺的,何况是地上地下之争?
并警告我们不要屈服于「相对主义」的霸权 (dictatorship of relativism)
徐:我也不相信相对主义,我热爱教会,以做神父为荣,以福传为乐。我坚持要活出圣经精神、接受梵二理想和中国文化的熏陶与启发。我善用以上一切去正视人生,这叫以主为基,以人为本,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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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附:
教宗辞职,反省「教宗」角色
徐锦尧
都说教宗是教会不可或缺的「舵手」,可这伯多禄的船却因教宗的辞职忽然好像没有了掌舵人。翻开教会史,她还有一段自12681271年间,几乎长达三年没有教宗的纪录。些都正好给我们一个反省「教宗」角色的机会。
    最近天亚社刋出了一篇加拿大自由撰稿人耿庆文的文章《再见,本笃十六他是伯多禄,不是基督》,内容十分激。
    文章认为教宗是在「教会多事之秋;教廷内部权力倾轧、政风败落、人谋不臧;邪恶和腐败;权斗和利益之争」当中,才在「身心交瘁,孤立和孤独」中辞职的。但他也认为「本笃十六是一位勇者。他一举扫除了环绕教宗牧职的神秘感,而换之以务实性。今后继位的教宗们,必须要有能力确实地执掌宗座权能。」
    一石激起千重浪,我浏览网上反应,就有如下几点:
    「怎么感觉这篇报导有点像是反教会者的大作。尽管好多事实是不可遮掩的,但终究没必要登载这么犀利讨伐的文章来戳Church的脊梁骨,看了很反感。」
    「满嘴的某党国造谣的口气,误导我们地球人啊!」
    「他是伯多禄,不是基督;但他是基督的代表,他拿着天国的钥匙。」
    「教会有问题不是大麻烦,被戳脊梁骨也不是天大事,你去逃避,结果被抓了才是大大的麻烦!愿教廷能越变越好。」
    果然,教会是从来都有两派的:教父初期的异端与正信之争、中国清朝的礼仪之争、胡枢机与陈枢机对大陆教会态度之不同,乃至今日对教宗的看法等等,都存在着南辕北辙的两个极端。
    历史的教训是,许多事在事过境迁之后,就显得如非多余,也属不智。中国教会为了争论祭祖敬孔,闹出了礼仪之争而导致康熙以还的禁教,平白丧失了中国成为「天主教国家」的机会。当一九六四年,保禄六世东正教同时宣布取消天主教与东正教在公元1054年公布的彼此「绝罚令」时,九百多年来的互相敌视仇恨才一笔勾消;期间双方因为分裂而受的害,只有天主才能数得清了。
    至于大陆的地上地下教会,因为对「教宗」角色的不同理解,也影响了他们自身的教会意识和使命:本来是「天人合一与人类合一的标记和工具」(教会宪章1),却无端的分裂了半个世纪,不仅对人类合一无助,连教会自身的福传大业都耽误了。
    教宗无论多重要,都要把他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带领教会走向基督、共同建设一个友爱的天国。而拥护教宗的最重要内容是学习他所领导的大公会议精神和他给教会的通谕。我好想的是:愿意拥护教宗的人,对梵二文宪和教宗通谕究竟阅读了多少?掌握了多少?实践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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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写了这篇文章,却惹来陈枢机在他的「部落格」上的大骂特骂。当时就有人附和他并留言对我批判:「可悲的徐神父」、「不知所谓的谬论」、「徐神父是否一团一会的,是否港区人大的地下会员」……。
2.陈枢机曾多次用自己的真名在公教报上公开骂我,包括说我「反对胡枢机、分裂教会」、「应快些回头,教区的容忍是有限度的」等等、等等。我估计,相信枢机的人应会远远多于相信我这个卑微的神父。所以陈枢机对我恶劣的评价一定会深深刻在不少教会人士的脑海中。
3.不知是不是由于枢机的示范,公教报许多人都会淋漓尽致的骂我。2010年末的公教报「读者心声」便这样攻击我:「徐神父崇拜马毛,比崇敬造物主有过之而无不及……鞭打耶稣,莫此为甚……徐神父文章表面上满是伦理道德,但其实骨子里一直用他的糖衣毒药来荼毒入世未深的教友……在港穿着神父袍而扮演文革时的妖孽来惑众,来鞭打我们的主耶稣……」
4.经过这些有理无理漫骂的其中一些结果是(下面举三例,其实远不止此数)
  A.我有一次在加拿大一堂区布道时,该本堂神父对我很有意见,几乎反对我
  
借用他的圣堂。我们都不相识,他对我的印象是从公教报来的。
  B.一位和我很熟的星加坡教友来教研避静,一位上水堂区教友警告她:「别
  
找徐神父,他是一个反骨仔」。
  C.在教区一次颇重要的聚会中,讨论应否邀请我作某事时,有人激烈反对我
  
并公然说我是「左仔神父」。
5.我个人的名誉本来不要紧,因为「审判我的自有天主」;孔子也说:「知我罪我,其唯《春秋》。」(孟子:滕文公下)但因为我热衷福传,而人格问题会影响福传的效果。所以为了天国和福传,我不能不为自己辩护。
6.我爱教爱国,并以作神父为荣,我从来都只有一个身份:「香港中国天主教神父」;我绝不是什么地下党员之类,也从没和任何政治势力混在一起,我也从未收受过任何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我只想效法耶稣:宣传福音、生活福音、成为福音。我深知,一旦宗教和传媒,政治,金钱,权力混淆不清时,恶果不堪设想!
7.这次通讯(本文及回答陈枢机)只发给我个人通讯簿中的朋友,暂未想公开。如果各位明白我和支持我,我会很感激;如果各位在毁谤我者前为我辩护,我会更感激;如果各位把这两篇文章放上你们的面书或部落格,我不会反对。      
                                        (徐锦尧神父2013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