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2012-10-26 来源：天亚社中文网 |
万民福音部部长斐洛尼枢机。〔资料图片〕
【天亚社．香港讯】梵蒂冈掌管全球传教事务的圣部主管今天（十月廿五日）向中国政府当局和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天主教徒发出信息，表达教廷期盼开展能结出和谐与平安的果实，「远远超出圣座和中国所能预见的效益」的对话。
万民福音部部长斐洛尼（Fernando Filoni）枢机以《教宗本笃十六世致函在中国的教会：五年后的反思》为题撰文，以意大利文、英文及中文同步发表，中文译本长达四千二百七十字，内容语调坚定，诚恳而友善。
文章发表于中国共产党十一月八日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两周。大会届时将产生中共第五代领导人。
虽然「对话」二字在中文译本出现廿一次，似乎是其信息的核心，但斐洛尼枢机仍然着重以教宗牧函为基础。他指出二零零七年的牧函，是「以宗教为主的文件」，也没有回避提到中国天主教徒在国内面对的困境。
斐洛尼枢机于一九九二至二零零一年在香港代表教廷从事研究任务，关注在中国的教会生活。他在信息中提及近年中梵之间出现的「三个绊脚石」，包括政府对教会的控制更形尖锐、严格控制主教的任命，以及非法主教参与合法主教的祝圣礼。
他也对大陆缺乏宗教自由表达关注。他写道：「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具体的中国情况里一直是严峻的。一些主教和神父遭到隔离，人身自由被剥夺，正如最近上海的一位主教马达钦所遭遇的一样。」
最后，这位意大利籍枢机以更完善解读教宗牧函来总结文章，指出牧函把教会信理、政治视野和公众利益融会贯通，并指出教宗的牧函「正等待一个回应」。
【文件】斐洛尼枢机：教宗牧函五年后的反思
今年是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信函五周年，教廷万民福音部部长斐洛尼（Fernando Filoni）枢机撰文谈到牧函发表五年后中国教会的状况及他的期许。
斐洛尼枢机的文章于十月廿二日签署，今天（十月廿五日）在梵蒂冈以意大利文、英文及中文发表。中文版由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翻译，全文如下：
教宗本笃十六世致函在中国的教会：五年后的反思
2007年对圣座与中国的关系而言，是关键的一年：香港回归十周年，以及邓小平倡议（1977）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三十周年。我曾经在香港居住好几年（1992-2001年），一直关注在中国的教会的生活，当时教会正步出漫长和严峻的迫害。由于职责所在，我数次前往北京，对中国的经济进展留下深刻印象，并对教会的未来寄以厚望。教会痛苦和忠信的历史，连同那些为信仰而受苦的精修者和致命者，散发圣德的芬芳。看来教会的苦难，不可能比以前，尤其比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时所受的苦还多。可是，教会不仅在内部，而且在与政府的关系上，仍要面对极大的挑战。中国与圣座之间的交往也困难重重，此关乎历史、文化、政治的层次，也涉及相互了解的难度，以及对问题看法的不一。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2005年逝世，他对访问中国的宿愿无法实现；然而，他所留下的丰富遗产：就是他对中国教会的热爱，对那些与伯多禄继承人失去圆满共融的人那份像父亲般的关怀，以及对中国人民的衷心欣赏和深情厚意，在不少场合中，我成为这些事实的直接见证人。2007年，本笃十六世彻底审察当时的情况，认为中国与圣座建立关系的日子，客观看来，不会太近，所以必须致力铺路的工作，首要的任务是公开表明：圣座面对中国教会复杂情况所持的态度；其次表明何种态度是中国教会本身从内部所期望的，以便理顺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最后圣座孕育了何种心态以面对中国政府。
在此背景中，诞生了教宗的函件《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会的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及教友的信》，于2007年5月27日签发。
圣座面对中国教会的复杂情况
经过多年的研究，圣座清楚地察觉到，在中国的教会整体上从未陷入裂教的情况。我在香港的时候，曾用一个类比来形容发生了的情况。就历史而言，自起初中国的传福工作曾是忠于福音的：基督是唯一的泉源，而由这泉源诞生的教会，就好像一条清澈的河流，因地势的不平（历史的变幻），蜿蜒曲折。一九五零年代的政治地震使这条河的生命起了扭转乾坤的变化。因此部份河水渗入地下，另一部份继续在地面流动。按类比而言，教会的一部份成员不接受妥协和政治控制，而另一部份则为了存在性的考虑而予以接受。有人会问：这两股水流会否有一天自由地、公开地汇合？当然，在基督圣心慈爱的浩瀚海洋里，最终会殊途同归。但是，在历史过程中，在中国的教会有可能再一次出现有目共睹的合一吗？
正如前文（第二段）所述，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信函的目的，是就教会在中国的生活和福传工作提出指导思想。该信函的主要目的并非政治性的。根据教宗，中国教会应在自身内重拾迈向修和的意志和力量，而当务之急，就是消除成见和干预、分裂和默许、彼此憎恨和互相蒙混行为，为此，必须踏上真理、信任、净化和宽恕的旅程。
所涉及的主体包括四方面：所谓「地下」团体，即未经官方政权认可的教会团体；以及所谓「爱国」团体，即获得政权承认团体；还有圣座以及北京政府。
事实上，这些主体相互牵动，而形成多边关系，包括公开的和隐蔽的、明智的和轻率的、审慎的和粗暴的。因此，修和之旅将难以实现，假如圣座和北京之间缺少了与此旅程同步进行的对话，对吗？
两股「水流」之间的对话
按初步分析，我们要承认，教宗信函所表达的期盼遇到重重困难，此乃源自外来的压力，也出于这两股「水流」之间的误解。经历数十年的分隔，彼此之间已挖掘了鸿沟，又建立了围墙，因此，对教会内部造成的创伤，至今仍然存在。
鉴于寻求真理是对话的前提，由此而导向宽恕与修和。正如教宗所言，在持久冲突的状态下，不可能为当前问题找到解决方案，那么，中国教会的两股「水流」务须正视这一点，只要两者回到对伯多禄继承人的忠贞和服从的基础上，死结便可迎刃而解，只有他（教宗）才是信仰统一及精神共融的、永久可见的中心与基础（参阅梵二，〈教会宪章〉18）。
圣座与中国政权的对话
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国教会的信函中，一开始便强调现有的问题不可能在圣座和北京政权持久对立的情况下去解决，为此，信函开宗明义作出明确和公开的声明：「随时准备作相互尊重及建设性的对话」（n.4）。迄今，如此明示的善意和开放从未丝毫减弱。当然不论是圣座或中国──一个崛起的大国，双方行事的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不禁会问：难道寻求解决方案便遥遥无期吗？
从圣座角度来看，要进行对话（不但与中国，也与世界其他每个国家），该先创造甚么条件？首先，有些条件是先决性的，例如：互相信任、平等对待、确立意愿，即愿意进入对话，以及遇上困难时仍愿意持续对话。圣座遵循教会建立者（基督）的意愿，维护教会的四大特性，作为对话的准则。这些特性是指：至一性，包括主教之间的合一，与教宗的合一；至圣性，包括牧者们的堪当性和适合性（译按：天主教法典377第2项）；至公性（又称普世性），包括全部和完整的信仰；从宗徒传下来的特性，意谓教会的根源和架构与宗徒的承传息息相关。圣座也清楚意识到，这些特性是在每个民族的具体环境中体现和生活出来的，并密切地使真正的文化价值透过融入基督信仰得以提升。因此，在中国的教会如同在各国的教会一样，尽管在表述上各有特色，但常容许信友在实质上和感觉上，既成为十足的教友，也不失半点中国人的本色。
自从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国天主教徒的信函发表以来，已有五年之久，期间圣座与中国的关系看来是高低起伏。简而言之，容我列出最近出现在两者之间的三个绊脚石：
1. 2010年，北京当局主办全国天主教第八次代表会议，此举使政府对教会的控制更形尖锐，尤其是三自政策的推行。与此相关，当局向所谓「地下」圣职人员加强施压，逼他们加入爱国会这个控制中国教会的机构，其目的是要使教会独立自办、失去其至公性和脱离教宗。同时，爱国会亦加剧对所谓「官方」教会的控制，操控他们的主教、神父、敬礼地点、财政和修院（例如：当局委任一名政府干部担任石家庄大修院副院长，导致修生罢课抗议）。
2. 严格控制主教的任命，导致屡次选出具争议性的候选人，甚至这些候选人在道德操守和牧民事工上都不合格的，却得到政权鼎力支撑。这些任命都是外表裹着选举的糖衣，为此，而事后参与者往往因事态严重，便立即以信件或其他形式（向圣座）提出反对。
3. 主教的祝圣，不管合法与否，都在礼仪中被逼接纳一些非法主教的参与，他们的临在使被祝圣者和祝圣者受到良心的严重谴责。
或许有人未能妥善地接受圣座的一些反应，也许他们不甚了解，也许他们没有顾及圣座之所以作出这些反应，无非是对一些固有的价值忠信地持之以恒，这些价值皆属教会的信理和教会的传统，这样，教会的原貌才可获保障。然而，归根究底，圣座的措施总是出自对中国天主教教友的真诚的和深度的尊重。
中国教会与国家
在中国的教会依据其由基督承受的使命，要求享有自由来完成使命，不愿受到政权干预；教会一方面遵守国家法律，另一方面尊重真理、正义和合作的原则。有一次，一位年长的中国神父对我说：「在中国，我们天主教教友所得到的自由，只不过是笼中鸟的自由！」事实上，在中国的教会并不要求任何特权，更无意取代国家的位置，当然也不想成为政治团体；一个是教会，一个是政治团体，两者彼此独立，互不混淆，但另一方面，教会却乐于为公益而作出贡献。
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具体的中国情况里一直是严峻的。一些主教和神父遭到隔离，人身自由被剥夺，正如最近上海的一位主教马达钦所遭遇的一样。其实他祇是宣布了希望投身于全职牧民职务上，搁置那根本不相称于牧者的工作，在此事之后，个人和机构所受的控制加为尖锐，当局也比以前更轻率地施用洗脑及强压的手段。
当缺乏宗教自由时，或者宗教自由受到严重限制时，难道整个教会不是有责维护中国信友的合法权利吗？而圣座不是有责率先为无声者发言吗？
教宗的信函面世已有五年，还有可能孕育希望吗？
罗马与北京之间的对话，已作多次尝试，但限度极大，这是有目共睹的。真诚相对和彼此尊重的对话，确是众望所归，正如教宗在信中所期盼的一样。对话要求双方有直接和定期的交往，但二十多年来的接触，并未能产生预期的成果，反而在接触时，却不乏欠准确和欠完整的讯息、误解、指责和僵局。
有人会问：展开新方式的对话的时机到了吗？这对话方式甚至可以更为开放，更为对等，以至善意、信任和彼此尊重不为私益所破坏。圣座和许多国家都有开放和率直的对话，例如圣座和越南找到了双方交往和发展友好关系的模式。北京与台北之间不是也设立高层次的特定委员会来处理相关的问题吗？难道不能盼望圣座和中国也可进行适当和坦诚的对话吗？
中国是大国，世界各处都有华人。自1978年以来，中国走上与世界接轨之路，有多少神父、圣职人员、度奉献生活者及教友，曾在世界各地的修院和天主教机构受培育！难道他们受人怂恿而忘了国本吗？也许他们被逼跟随一个违背良心的信仰？假如这些中国移民（为数不少）要求受洗，他们岂不享有其他受洗者同样的权利？在一个愈益开放、愈加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怎可想像：中国的天主教教友祇因为留居在自己的国家里就被孤立起来？本人多次与中国的朋友交谈，他们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在自己的家乡里却因着自己是教友而蒙受羞辱，可是在其他地方却受到尊重和欣赏！中国政府能够对众多百姓的呼声充耳不闻吗？尽管在过去五年中，有些积极的讯号，曾一度泛起期盼，却转瞬减弱。这使我想起一例，在2008年中国交响乐团和上海歌剧团为教宗举行的盛大音乐会，无论如何，那仍是非常正面的历史事实。
对教宗致中国教会的信函迈向更完善的解读
教宗致中国圣职人员和教友的信仍是有效的。五年以来，在中国教会所发生的事件重申这信函的价值、合宜性和现实性。过去因着踌躇、怀疑、恐惧和局限，拖慢了对牧函的认识和理解，但如今，新的局面出现了，使人更完善地理解教宗的信，这信既可成为在中国教会内对话的起点，又可促进圣座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对话。
教宗本笃十六世期盼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宿愿能够早日实现。十年前，真福若望保禄二世已宣称：「圣座期盼以整个天主教会的名义，我相信，也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放对话的空间，这是人所共知之事。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期盼在克服了以往的误解之后，彼此可以一起合作。」（信函，n.4）因此，圣座的期盼是一个对话，那对话能对中国天主教教友、忠信的中华儿女，展现出应有的欣赏，又能结出和谐与平安的果实，这果实远远超出圣座和中国所能预见的效益。教宗的信仍然是一个以宗教为主的文件，其目的是以真理和毫不含糊地，在中国教会内开辟修和之路。
因此，这宗座文件在我看来仍是了不起的依据，它突显教宗对真理和政治公义的热衷，以及他对天主子民的爱护；此外，文件又能把教会信理、政治视野和公众利益融会贯通，非比寻常。
教宗的信函正等待一个回应！
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
斐洛尼枢机
二零一二年十月廿二日
点评：《斐洛尼枢机：教宗牧函五年后的反思》
“点评”的内容及其要旨 纵观斐老全文的一些具体内容，相信读者们不难从其文章的字里行间读到一位教廷重要部门的高级部长对中国教会的那份某种层次意义上的深厚的理解和关注。为 此，笔者窃以为这首先应该是值得大家肯定的一份重要的信息。大家也大可不必对其写作动机有任何质疑：热爱教会，应该是每位基督信友的天职，何况身在高位的 枢机主教呢？！ 在其陈述的言辞里也不乏一份站在一个历史的角度来透析中国教会现状的那份独到的观察，以及那份不容我们忽视的﹑但颇具一些争议的“理解”的方式和角度。当 然，毋庸质疑的是全文的另一个核心信息及其目的不外乎是向即将履新的北京新政届政府的一种殷切的“喊话” --- 走向对话，建立健康而良好的外交关系，平定教会内部深处所积压的一些不安分的“戾气”，促使教会的运作走向正常轨道。 概而言之，从其无处不透露出的一位教会高层对中国圣教会所怀有的那份热爱和关注来看，这确实是令我们饱受分裂和分离之苦的大陆教会感到有些荣幸的一份带来 希望的信函了。当然，大家对其文章的内容可以见仁见智，随意点评。这里笔者也不揣固陋，倒也很希望就这位对大陆教会颇费心机的枢机主教的话语进行一番粗浅 的理解和领会，以期与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在信励内共勉共励，共度世艰。如有什么不当之处，尚望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扶正为盼。今就其内容简要点评如下 ： 一：一位深爱并且熟识教会态势的枢机主教的自况 ；二：历史视角下的中国教会的现状；三：中国教会的“模糊式的”时代定位；四 ：几点前瞻性的考量和期许。 一：一位深爱并且熟识教会态势的枢机主教的自况 ◆ 一位对大陆教会的状况观察经年的枢机 ：在这位可敬的枢机主教的开端语句里，他就直接地流露出他对中国教会的那份并不为众人所熟知的付出，以及对中国教会早已熟识在心的那份“可贵的自信”： “我曾经在香港居住好几年（1992-2001年），一直关注在中国的教会的生活，当时教会正步出漫长和严峻的迫害。由于职责所在，我数次前往北京，对中 国的经济进展留下深刻印象，并对教会的未来寄以厚望”。笔者认为这份理解的背后包含着对中国教会的一份深切的关爱，以及为此而付出多年的努力和心血后的一 份直抒胸臆。斐老这种话语契机的直率而又坦荡的风格，颇值得我们关注和欣赏呢！ ◆ 一位深谙罗马教会对大陆教会历年来所怀有的甘与苦的枢机：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大陆教会的关爱几乎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老人家给我们大陆 教会留下一份非常珍贵记忆的深层原因，而斐老正是这份“珍贵记忆”的直接见证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2005年逝世，他对访问中国的宿愿无法实现；然 而，他所留下的丰富遗产：就是他对中国教会的热爱，对那些与伯多禄继承人失去圆满共融的人那份像父亲般的关怀，以及对中国人民的衷心欣赏和深情厚意，在不 少场合中，我成为这些事实的直接见证人”。短短的几句话就把罗马教会对我们大陆教会的深情厚谊铺陈清晰，跃然纸上。 二：历史视角下的中国教会的现状 ◆ 历史因素的复杂性是理解中国教会现状的一个非常重要或曰不可或缺的的角度。 有贤者曾经这样说过：“读史使人明智”。的确，从历史的高度来透析中国教会现状应该是我们理解教会现状的一个非常可靠而又必不可少的视角。斐老对大陆教会 的敏锐而又颇具深度的历史视角的直言也可谓一步到位，寓意深刻。“教会痛苦和忠信的历史，连同那些为信仰而受苦的精修者和致命者，散发圣德的芬芳。看来教 会的苦难，不可能比以前，尤其比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时所受的苦还多。可是，教会不仅在内部，而且在与政府的关系上，仍要面对极大的挑战。中 国与圣座之间的交往也困难重重，此关乎历史、文化、政治的层次，也涉及相互了解的难度，以及对问题看法的不一”。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个生命现象，每个 人都可能同时是历史的开创者和历史的承继者，恐怕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脱这一历史的艰深命题。教会作为历史行程中的一个“朝圣者团体”，也难以从种种历史的复 杂的因素中始终保持其清晰地图像，这自不待言！ ◆ “两条水流”说：在众多网友的评论中，笔者发现这种对大陆教会状况的历史性解释，也许引发的争议比斐老其他的任何说法都多！我们来看一看斐老曾这样的描述 此“两条水流”的历史变迁和艰难遭际：“我在香港的时候，曾用一个类比来形容发生了的情况。就历史而言，自起初中国的传福工作曾是忠于福音的：基督是唯一 的泉源，而由这泉源诞生的教会，就好像一条清澈的河流，因地势的不平（历史的变幻），蜿蜒曲折。一九五零年代的政治地震使这条河的生命起了扭转乾坤的变 化。因此部份河水渗入地下，另一部份继续在地面流动。按类比而言，教会的一部份成员不接受妥协和政治控制，而另一部份则为了存在性的考虑而予以接受……” 笔者认为斐老在这里很可观的描述了中华圣教会历史中的一个极为客观的现象：教会内部的“分流”。在笔法的运用上也可谓很为生动和形象，且寓意深刻。不过， 斐老在这里也许给大家留下了太多的悬念，所以也招致了太多的争议和批评！结果使这种还算是高明的说法，弄得人一头雾水！其实，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应该界定 “为生存而接受妥协”的信仰意义，及如何评价其对后世的我们所产生的一些影响！斐老在这里不便言说，也许是出于一种“理解”的情愫在内。事实上，理解并不 能够说明什么。理解不能够等同于赞许，也不能够等同于支持，更不能够等同于附和。不过，有时的有意的沉默，却会令人想到的更多，这也许就是斐老之所以受到 批评的背后原因。显然的是在这些言语的背后也许隐含着斐老的一种理解的心态，而这种“理解”的态度却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费解和质疑! 更有甚者，在大陆官方教会内部盛行着“妥协”和“投机”之风的今天，身为教会高层人士的斐老却语焉不详，而且秉持一种“理解的高姿态”，就不免令人觉得他 老人家对这种风气有一种“纵容”之嫌了！如果在任和事上大家都“以生存为优先考量”的话，那不搞“妥协之风”才怪呢！斐老的这种语焉不详和欲言又止，笔者 窃以为是不可取的，甚至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价值导向！其实“妥协”的名号并不受用，相信官方教会的高层领导们也不接受这种说法，因为，人家正在搞“独立自 主，自办教会”呢！不过，有时也可为了行“妥协之实”去寻获一些“冠冕堂皇之名”而已：什么为了“福传”而妥协，为了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而妥协，甚至是 为了“非法祝圣”而妥协！当然，“妥协”这个字眼不好听，那就改变一下词汇就可以了，反正中华民族的语言是“丰富而多义”的！对此，我们真的很想知道斐老 自己到底是如何评价这“官方一流”背后的妥协之说呢！ 在信仰的原则上，妥协可以吗？显然是不可以的，因为斐老自己在这里也提及信仰的原则是不可丢弃的：“正如教宗所言，在持久冲突的状态下，不可能为当前问题 找到解决方案，那么，中国教会的两股「水流」务须正视这一点，只要两者回到对伯多禄继承人的忠贞和服从的基础上，死结便可迎刃而解，只有他（教宗）才是信 仰统一及精神共融的、永久可见的中心与基础（参阅梵二，〈教会宪章〉18）。“只要两者回到对伯多禄继承人的忠贞和服从的基础上，死结便可迎刃而解”，这 句话说得“真好” --- 这是原则，其实，谁说都会“好”---，不过这种表达方式似乎又欠公允: 其一，官方教会如何能够具体而又实际的回到这个“基础”上呢？他们不是在“三自”的“隐性奉行“中，正在挣扎求存吗？而斐老您不也是在“理解”着这种生存 处境吗？--- 如果您的“理解”是“默许”的意味的话，那么，也许就会：“你”默许着，“我”就会延续着，不信咱们试试看 --- ；其二，地下教会又曾几何时没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们这么多年的坚持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斐老如果有任何质疑的话，您可以打听一下地下教会还有几位仅存 的“老骨头”在默默的“被”消逝着呢？！笔者到不希望他们是最后敢于为了信仰而把牢底坐穿的人，否则，“妥协之风“将会刮倒哪里去呢？ 为此，笔者认为这“二流说”到底是说明了一些客观问题，不过，其所表达的意义和价值等问题存疑过多，似乎尚需斐老自己亲自说明一下，以安顿“四方百姓”的愚钝如是的困惑和茫然！ 三：中国教会的“模糊式的”时代定位 ◆ 对大陆整体教会具体态势的一个“肯定而又模糊”的界定：中国天主教会是同一个教会吗？这是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相信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心中都会有自己的一种 答案。不过，斐老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比较肯定而又模糊的解答方式：“经过多年的研究，圣座清楚地察觉到，在中国的教会整体上从未陷入裂教的情况”。笔者说 它是肯定的，因为斐老说到“经过多年的研究，圣座清楚地察觉到”这种表达方式；说它是模糊的，因为他用了一个令人产生无限想象空间的“整体上”！其实，如 果我们解读一下斐老下面的“三个绊脚石”之说的话，就不难明白这个中的诡谲的事实和飘忽的语义了。 ◆ “三个绊脚石”说：笔者认为斐老在他的信函里有很多比较新颖的说法，而其中之一也许就是他的这种“三石”之说了。 第一“石”：“八大”的召开和”三自“的继续推行：毋庸赘言的是“八大”之前，笔者相信无论罗马，还是地下教会的大多数成员也许都会为“八大”的召开捏了 一把汗！我们曾经希望罗马教会的敦促和要求，以及所有被教廷认可的主教们的鼎城合作，能够使他们共同捍卫教会信仰底线，并且很希望这次会议会最终搁浅的！ 可是，没有，最终没有！反而是形成了绝大部分主教们都参与了的一个不可改变了的历史事实！对此，斐老说道：“2010年，北京当局主办全国天主教第八次代 表会议，此举使政府对教会的控制更形尖锐，尤其是三自政策的推行。与此相关，当局向所谓「地下」圣职人员加强施压，逼他们加入爱国会这个控制中国教会的机 构，其目的是要使教会独立自办、失去其至公性和脱离教宗。同时，爱国会亦加剧对所谓「官方」教会的控制，操控他们的主教、神父、敬礼地点、财政和修院 ┉”。 其中的“当局向所谓「地下」圣职人员加强施压，逼他们加入爱国会这个控制中国教会的机构，其目的是要使教会独立自办、失去其至公性和脱离教宗”这句话值得 我们玩味一下。笔者相信这句话背后隐含着一系列的这样的信息：为什么当局只会向“地下”人士施压？答案是：加入“爱国会”；其最终结果呢？是使其“失去其 至公性和脱离教宗”；那么，官方教会加入这个组织，是不是已经“失去其至公性和脱离教宗”了呢？┉┉ 如果“是”的话，斐老或者教廷怎么会默许官方大部分主教留职其中，甚至批准他们为教会的主教呢？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斐老一定要否定这个机构的合理性 呢？ 第二“石”：简而言之，就是主教的“自选”事宜：“严格控制主教的任命，导致屡次选出具争议性的候选人，甚至这些候选人在道德操守和牧民事工上都不合 格的，却得到政权鼎力支撑。这些任命都是外表裹着选举的糖衣，为此，而事后参与者往往因事态严重，便立即以信件或其他形式（向圣座）提出反对”。笔者认为 这“自选”本身不是一块儿很大的绊脚石，因为，“自圣”才是严肃地涉及到教会法律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虽然紧密相连，但是，并不是可以“等量齐观”的两个问 题。为此，“他”自选了，“你”不批准祝圣，不就可以了吗？问题是“他”选了，“你”批准了，“他”又选了，“你”又批准了，到最后，“他”选谁都可以， 又不放弃那个什么“一会一团”的错谬理念，结果，“苦”到最后确是一个善良的“你”！ 第三“石”：主教的非法祝圣问题：这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令笔者深深感到困惑的是今日的一些官方主教已经不害怕什么“绝罚”不“绝罚”了，也许他们还 相信反正天主和教会都是仁慈的！笔者深信，这应该是中国大陆教会内部信仰培育的一个巨大的失败之处！我想那些参与其信仰培育的海外的专家学者们应该注意 了，因为你们共同培育的对象 -- 中国教会的所谓的“精英人士” --，到最后连“绝罚”都不害怕了！也许他们已经失去了其灵性的嗅觉，失去了信仰的真实意义和追求！这倒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呢！一个不害怕教会绝罚的 人，他心中的天主是何形象呢？！他又如何引导到人走向巍巍的天国之路呢？提及于此，我们可敬的斐老这样说道：“主教的祝圣，不管合法与否，都在礼仪中被逼 接纳一些非法主教的参与，他们的临在使被祝圣者和祝圣者受到良心的严重谴责”。这不失为斐老的一种深深的忧虑和关怀，可是，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一系列的非法 祝圣之后，罗马教会你是否反省到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应担负的责任呢？为未来的中国教会走向正规你是否做到你应当充当的“真理的导师”的身份呢？ ┉┉ 四 ：几点前瞻性的考量和期许 ◆ 关于“两股「水流」之间的对话”问题：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在斐老的这封信函里又一次提及到保持“教会的原貌”的话题。他也很客观地指出了“两股「水流」之间 所存在的重重困难：“这我们要承认，教宗信函所表达的期盼遇到重重困难，此乃源自外来的压力，也出于这两股「水流」之间的误解。经历数十年的分隔，彼此之 间已挖掘了鸿沟，又建立了围墙，因此，对教会内部造成的创伤，至今仍然存在”。又说道：“鉴于寻求真理是对话的前提，由此而导向宽恕与修和”。 仔细读来，这里斐老似乎为我们教会的未来勾画了一个蓝图和路标：“寻求真理是对话的前提，由此而导向宽恕与修和”。真理是一切的前提！没有真理做底线，就 没有什么真诚的对话和修和！也许斐老这里所说的“真理“比较宽泛，但是，笔者认为真理不外乎是在信仰内持守完整而又坚实的信仰，换而言之，忠于伯多禄首席 权是我们以后走向修和之路的共同的信仰底线，超出这个底线，中国教会的局势将难以改变！为此，维护这条底线是一切希望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形成同一教会的准 绳和标尺。在这信德年里，这倒是一个值得我们反省的主题！然而，这个底线问题就又涉及到如何面对“三自”和“爱国会”的问题了。 ◆ 上海可敬的马达钦主教为我们教会的内部修和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典范：退出“爱国会”！修和是整体教会的大事，也是大陆教会必须面对的事宜，因为它不但涉 及到教会的正常生活，更涉及到大陆教会的福传话题。对此，斐老写到：“根据教宗，中国教会应在自身内重拾迈向修和的意志和力量，而当务之急，就是消除成见 和干预、分裂和默许、彼此憎恨和互相蒙混行为，为此，必须踏上真理、信任、净化和宽恕的旅程”。 “消除成见和干预、分裂和默许、彼此憎恨和互相蒙混行为”，不知斐老说这些话时意有何指，笔者深信，要想根治这些所谓的“阴影”，就必须是以持守信仰底线 为前提的！否则，这种事态将会延伸很久，很久！为此，我们希望斐老所代表的圣部大力促进大陆教会内部的共同持守真理的精神，共同捍卫此一信仰底线的具体作 为，为未来的修和大事做好扎实的一步。 上海的马主教不是一个很鲜明的实例吗？他虽然是一位在“官方”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教会神职人员，但是，他能够勇敢的退出爱国会的行为，却也能够激起大部分地 下教会人士的同情和支持，难道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说明吗？是的，那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时代应该过去了，“灰色外交”方式也应该做出自我反省的时刻到 了，让“真理之神”重新回到教会内部的时刻应该到了！正如斐老自己在信函中提及到那样：“教宗的信仍然是一个以宗教为主的文件，其目的是以真理和毫不含糊 地，在中国教会内开辟修和之路” 。 ◆ 整饬教会的法律，促进教会内部持守真理的精神：在先前拜读过的一些文章里，有些人竟然炫耀“爱国会”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为中国教会“祝圣”了两百来位的自 选自圣的主教，其直接的功德就是带动了众多教区的“正常发展”--- 由于时间原因，笔者不能提供原文 ---。如果从教会法律的角度来看，我们将如何理解这一条漫长的“自选自圣”之路呢？回到教会法律的一些说法，“自选自圣”是要受到教会的绝罚的！那么， 这么漫长的“自选自圣”的历史，难道真的不是一条漫长的“自科绝罚”之史吗？ 为此，笔者窃以为当斐老轻率地把“它”仅仅当做一条漂流在地上的“水流”时，就不免轻视了教会法律的严肃性和神圣性了。 说到“绝罚”问题，教会法典说好是“自科” （绝罚）的，到今天竟然成了“宣科”的 --- 宣布后才有效 ---； 说好是“全科”的 --- 不论是非法祝圣者还是领受祝圣者，以及凡是参与其中主礼的都要受到绝罚 ---，到今天却成了“部分科”的 --- 教会说谁受到绝罚，谁就受到绝罚，没有按教会法律绝罚的尺度行使于所有涉案人员，这不免是教会纪律松弛的一个方面，其直接结果是催化了大陆教会内部的“另 类的忠诚”现象 ：口头上是“三自”，内心里是“伯多禄”的诡异现象，当然并不排除一些“口里，心里都是三自”的人士，那就更为可怕了。 为此，敬希斐部长及其幕僚考虑以上的一些粗陋的见解，把中华圣教会早日引向“真理与仁爱”之路为盼。为此，这“二流”和“三石”之说，虽有其一定的事实和 根据，也说明了一些重大的的历史课题，但是，在大陆教会内部捍卫信仰真理才是最为迫切需要的，只有让这一方土地上的天主子民能够自由地活在完整而又真实的 信仰内才是最需要的。 ┉┉┉┉┉ 愿天上的中华诸位殉道圣人圣女为我们转求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