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7日

风云一时的上海教区金鲁贤主教病逝




刊登日期: 2013. 0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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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鲁贤主教(1916-2013)二零一零年于佘山圣母大殿主持弥撒。[天亚社资料图片]
【天亚社.中国上海讯】华东上海教区助理主教金鲁贤(圣名类斯)于四月廿七日下午二时四十六分因胰腺癌去世,享年九十七岁。
长期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的金主教,去年圣诞节开始因健康急转直下而住院,近月来更屡次传出病情危殆的消息。
金主教一直是中梵双方均重视的教会领袖。法国记者多里安.马洛维奇(Dorian Malovic)于二零零六年为这位耶稣会士出版的传记,以《Le Pape Jaune》(黄皮肤的教宗)为题,可见一斑。
金主教零七年接受《大西洋》周刊访问时说:「梵蒂冈认为我为教廷所做的不够,中方却认为我为梵蒂冈做得太多,真的很难满足双方。」
上世纪中叶,中国大陆教会因政治动荡而与教廷及普世教会中断来往。直至七十年代末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后,金主教游说当局容许信众恢复在弥撒中为教宗祈祷,并使上海成为国内最早推动中文弥撒的教区。
金主教虽然缺席二零一零年召开的中国天主教第八届代表会议,依然获选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名誉主席。今年二月,他再次获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一届委员,成为九位天主教代表之一。
在中国教会内,金主教也是备受争议的人物,有天主教徒批评他是中梵之间的投机者。
金主教一九一六年生于上海,幼年丧亲。他三二年进入修院,六年后加入耶稣会,到四五年晋铎。两年后,他被派往国外进修神学,五零年在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考获神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当时共产党已开始统治中国大陆。
随着政府陆续拘捕并驱逐外籍传教士,自五一年起,当时的金神父出任徐汇总修院的代院长、耶稣会上海区代会长及中国耶稣会代巡阅使。
在中共当局五五年打击龚品梅枢机「反革命集团」的「九八事件」中,金神父与数百名神职人员及教友先后被捕。他被判入狱及劳动改造三十年,因通晓五国语言后期被安排在公安部辖下的翻译机构担任翻译员。他与公安的连系因而在教友间引起猜忌,被指控涉嫌在教难期间出卖其他神职人员。
他八二年获释后成为上海佘山修院的创院院长,修院迄今为华东地区培育逾四百名神父,其中约有十六、七人成为了主教。
八五年,他与李思德神父两人在没有宗座批准下同时接受祝圣为上海教区助理主教。三年后张家树主教去世,由金主教继任为上海教区公开团体的首牧,李主教则由金主教聘为教区顾问。
直至二零零四年,金主教获教廷认可为上海教区的助理主教。
上海是中国天主教会的重要教区之一,金主教的离世使当地公开教会团体接班人问题悬而未决。
二零零五年,金主教祝圣原籍山东的邢文之神父为辅理主教。但邢主教自一一年末再没有公开露面。据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出版的《鼎》二零一三年春季号资料显示,邢主教于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辞职。然而,有关资料未有指出教廷是否已接纳他的辞呈。
金主教于去年七月祝圣马达钦神父为辅理主教。但马主教在晋牧礼上公开宣布不再担任爱国会的任何职务后,被限制在佘山修院内,并于十二月被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撤销其「助理主教」的任命书。
在限制行动自由期间,马主教几乎每天都在微博上分享每日圣言反思。教会消息人士指出,马主教两周前已被安排离开修院去学习两个月,估计这可能与五月圣母月佘山的朝圣高峰期有关。
金主教生前与多国的政治和宗教领袖有交情,零五年曾与另外三位大陆主教获教宗本笃十六世邀请出席世界主教会议,但最终不获中方允准没有成行。
上海约有十五万教友,公开团体有八十多名神父和八十六位修女在逾一百四十个堂点服务。
九十四岁的范忠良主教是教廷认可的上海教区首牧。这位耶稣会士负责牧养「地下」团体,长期受到政府监视,近年健康正逐渐衰退。
【完】天亚社英文新闻:

2013年4月25日

徐锦尧神父对陈日君枢机的回应:澄清教宗的角色


【天主教在线讯】香港教区徐锦尧神父日前发出一封邮件,就陈日君枢机近期的质疑做了澄清。天主教在线获得徐神父的同意刊登此文。以下是徐锦尧神父的澄清全文:

陈日君枢机《徐锦尧神父,你究竟怎么看教宗的角色?》
         (黑色字体是陈枢机原文,红色下加线是徐锦尧神父的回答)
    公教报(三月廿四日)信仰栏有徐神父的文章《教宗辞职,反省教宗角色》。
引起他反省的是「教会曾有三年没有教宗的纪录」(三年可以没有教宗,那末教宗是可有可无的了?!)
徐:陈枢机,我并没说教宗可有可无;我只是说教会曾有一段三年没有教宗的历史事实。难道教友知道多一点点历史也有害处?
后来他又综合一篇文章《再见,本笃十六,他是伯多禄,不是基督》
徐:这是天亚社的文章,不是我写的。
及一些网上对那文章的反应。以下就是他「大公无私」的结论 :「教是从来都有两派的……(而且)都存在着南辕北彻的两个极端」,包括胡枢机和陈枢机对大陆教会的态度(两个极端?)
徐:是的,教会无论在历史上或在今天,对许多问题都存在两极的看法。单就对中国和中国教会的态度,就有不少人和陈枢机取态不同,包括:
1.胡振中枢机对大陆比较友好,他以香港主教身份第一次向教宗述职时,还把我们教研中心的大陆工作算上了(其实汤枢机和陈枢机本人亦曾长久支持教研的中国工作)
2.以前罗马传信部枢机和国务卿枢机对中国也比较友好;
3.圣母圣心会的韩德力神父更是对中国十分十分的友好;
4.最近有关占领中环的取态,汤汉枢机和陈枢机也不一样,汤枢机取态比较温和;
5.有关陈枢机获黎智英二千万元捐款一事,香港教区第一时间澄清并不知情,当时的汤主教在《明报》上还自嘲说:自己只系()低级主教,怎会知道高级过他那么多的陈日君枢机做紧乜 (在做什么)
6.陈枢机自己对中国态度也只是自2009年起才极端起来的,09年前他是宽容多了。例如:他多年来都来教研中心给国内修女们上半天的课,请修女们吃饭,给修女们零用钱……
   历史的教训是,许多事在事过境迁之后,就显得如非多余,也属不智。」(各五十大板?
徐:如果大公会议开在三百年前,容许祭祖敬孔,就不会有礼仪之争,中国也许会变成天主教国家!教会正是没有以史为鉴吸取礼仪之争的教训,才陷入今天内外交迫的困局。一百年后,我们的子孙一定也会奇怪我们今天在争什么?究竟有什么超级重要的东西竟然可以让我们牺牲爱德和福传?
   「至于大陆的地上地下教会,因为对教宗角色的不同理解也影响了他们自身的教会意识和使命,……无端的分裂了半个世纪…… 教宗无论多么重要,都要把他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徐:我说教宗在教会内该有一个适当位置,这也有不对?
    天啊!我们几百万的同胞竟然这么胡涂白白牺牲了半个世纪的大好时光,而祇因为他们对教宗的角色有了不同的理解!?
徐:我们确实是牺牲了大好的时光和大好的福传机会。请和基督新教比较一下:1949年时,中国天主教徒已有300万,基督新教徒只得70万;今天?我们在800万与1200万之间,基督新教最少已有5000万甚至7000万了。我们才增加了三、四倍,他们却增加了差不多一百倍!同样的中国、同样的政府、同样的处境,为什么差距大得那么厉害呢?这还不够激起我们深刻的反省和忧患意识吗?
    那末请教徐神父;他们应在怎样的理解上合一起来呢?要把教宗放在什么地位上才适当呢?
徐:教宗的首席权主要应体现在他要领导整个教会去认识福音、传扬福音、生活福音、成为福音;不要让法律凌驾一切。而即使是法律,教会还有一个法中法,就是人灵利益是最高的法律(Salus animarum, summa lex)
    是不是祇承认他是精神领袖,在祈祷中提他的名,也可叫两声教宗万岁,但不必承认他有权管理在中国的教会,让中国教会独立自办、民主办教、自选自圣主教?
徐:我在拙文中没提过这些,而且是从来都没有!陈枢机,请别冤枉我或暗示我有这些主张。
    是否你以为祇要地下团体全体投入地上团体,那末,天下太平皆大欢喜?
徐:我在拙文中也没提出如何面对地上地下的分裂或如何修好。
    难道你不知道地上团体是一个被奴化的团体,现在根本是无神政权在办教?徐:我没有被大陆的政治宗教情况吓坏、影响和束缚,我只尽力做我该做和能做的,即是要全心全意全力去福传:在顺境中福传,在逆境中也福传。我在大陆,光是《耶稣是谁》,《信仰是什么》,《突破困境》,《不必再无奈》,《以主为基,以人为本》,《耶稣教人面对忧虑》等福传书籍,就印行了四百六十万册(4,600,000),《正视人生的信仰》也36万册。这些对在大陆的福传有很大的帮助。
    难道你没有看见安树新主教到了地上一直被政府牵着鼻子走?你不知道所谓主教团在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先生主持的会议上,竟罢免了教宗任命的马达钦主教?
徐:陈枢机,你怎么好像也把这些算在我头上?我的文章并没有说这些啊!你暗示这些,是否想给我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徐神父,下次有辞职的教宗向教民辞别和新教宗的就职典礼,我愿意为你筹募机票,让你去到伯多禄广场上体验一下,全球的天主子民和世界的权贵怎么样理解教宗的角色!
徐:我在罗马传信大学四年,这一切都看过很多很多了;有一次教宗在伯多禄大殿作弥撒,我还作了琴师弹奏大殿中的管风琴呢。我是拥护教宗的!
    我也建议在教宗就职典礼结束前,在伯多禄广场的银幕上转播北京对教宗的警告:「不要干涉我国的内政!」并向大家保证这讯息不是从外星来的!补充:徐神父有一点却讲得对:「拥护教宗的最重要内容是学习他所领导的大公会议精神和他给教会的通谕」。
徐:谢谢枢机承认我所说拥护教宗的最重要内容是学习他所领导的大公会议,但我看大公会议最最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教会应是天人合一和人类合一的标记和工具(教会宪章)。这是凌驾一切的教会宣言。我们要接受这话、活出这话、为这话而奋斗,让教会早日合一、人类早日合一
    我想徐神父应该发觉本笃十六世的通谕里常坚持真理和爱德的平衡,
徐:对!要平衡!平衡!平衡!灵魂与肉身平衡!信仰与生活平衡!理想与现实平衡!普世与本地平衡!传统与创新平衡!但在大陆教会中,我却看不到这些平衡或真理与爱德之间的平衡。我看到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过去三年,我也曾邀请三个地下教会团体来我们教研中心受训十五天,他们告诉我,连地下教会也有分成几派而你争我夺的,何况是地上地下之争?
并警告我们不要屈服于「相对主义」的霸权 (dictatorship of relativism)
徐:我也不相信相对主义,我热爱教会,以做神父为荣,以福传为乐。我坚持要活出圣经精神、接受梵二理想和中国文化的熏陶与启发。我善用以上一切去正视人生,这叫以主为基,以人为本,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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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附:
教宗辞职,反省「教宗」角色
徐锦尧
都说教宗是教会不可或缺的「舵手」,可这伯多禄的船却因教宗的辞职忽然好像没有了掌舵人。翻开教会史,她还有一段自12681271年间,几乎长达三年没有教宗的纪录。些都正好给我们一个反省「教宗」角色的机会。
    最近天亚社刋出了一篇加拿大自由撰稿人耿庆文的文章《再见,本笃十六他是伯多禄,不是基督》,内容十分激。
    文章认为教宗是在「教会多事之秋;教廷内部权力倾轧、政风败落、人谋不臧;邪恶和腐败;权斗和利益之争」当中,才在「身心交瘁,孤立和孤独」中辞职的。但他也认为「本笃十六是一位勇者。他一举扫除了环绕教宗牧职的神秘感,而换之以务实性。今后继位的教宗们,必须要有能力确实地执掌宗座权能。」
    一石激起千重浪,我浏览网上反应,就有如下几点:
    「怎么感觉这篇报导有点像是反教会者的大作。尽管好多事实是不可遮掩的,但终究没必要登载这么犀利讨伐的文章来戳Church的脊梁骨,看了很反感。」
    「满嘴的某党国造谣的口气,误导我们地球人啊!」
    「他是伯多禄,不是基督;但他是基督的代表,他拿着天国的钥匙。」
    「教会有问题不是大麻烦,被戳脊梁骨也不是天大事,你去逃避,结果被抓了才是大大的麻烦!愿教廷能越变越好。」
    果然,教会是从来都有两派的:教父初期的异端与正信之争、中国清朝的礼仪之争、胡枢机与陈枢机对大陆教会态度之不同,乃至今日对教宗的看法等等,都存在着南辕北辙的两个极端。
    历史的教训是,许多事在事过境迁之后,就显得如非多余,也属不智。中国教会为了争论祭祖敬孔,闹出了礼仪之争而导致康熙以还的禁教,平白丧失了中国成为「天主教国家」的机会。当一九六四年,保禄六世东正教同时宣布取消天主教与东正教在公元1054年公布的彼此「绝罚令」时,九百多年来的互相敌视仇恨才一笔勾消;期间双方因为分裂而受的害,只有天主才能数得清了。
    至于大陆的地上地下教会,因为对「教宗」角色的不同理解,也影响了他们自身的教会意识和使命:本来是「天人合一与人类合一的标记和工具」(教会宪章1),却无端的分裂了半个世纪,不仅对人类合一无助,连教会自身的福传大业都耽误了。
    教宗无论多重要,都要把他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带领教会走向基督、共同建设一个友爱的天国。而拥护教宗的最重要内容是学习他所领导的大公会议精神和他给教会的通谕。我好想的是:愿意拥护教宗的人,对梵二文宪和教宗通谕究竟阅读了多少?掌握了多少?实践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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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写了这篇文章,却惹来陈枢机在他的「部落格」上的大骂特骂。当时就有人附和他并留言对我批判:「可悲的徐神父」、「不知所谓的谬论」、「徐神父是否一团一会的,是否港区人大的地下会员」……。
2.陈枢机曾多次用自己的真名在公教报上公开骂我,包括说我「反对胡枢机、分裂教会」、「应快些回头,教区的容忍是有限度的」等等、等等。我估计,相信枢机的人应会远远多于相信我这个卑微的神父。所以陈枢机对我恶劣的评价一定会深深刻在不少教会人士的脑海中。
3.不知是不是由于枢机的示范,公教报许多人都会淋漓尽致的骂我。2010年末的公教报「读者心声」便这样攻击我:「徐神父崇拜马毛,比崇敬造物主有过之而无不及……鞭打耶稣,莫此为甚……徐神父文章表面上满是伦理道德,但其实骨子里一直用他的糖衣毒药来荼毒入世未深的教友……在港穿着神父袍而扮演文革时的妖孽来惑众,来鞭打我们的主耶稣……」
4.经过这些有理无理漫骂的其中一些结果是(下面举三例,其实远不止此数)
  A.我有一次在加拿大一堂区布道时,该本堂神父对我很有意见,几乎反对我
  
借用他的圣堂。我们都不相识,他对我的印象是从公教报来的。
  B.一位和我很熟的星加坡教友来教研避静,一位上水堂区教友警告她:「别
  
找徐神父,他是一个反骨仔」。
  C.在教区一次颇重要的聚会中,讨论应否邀请我作某事时,有人激烈反对我
  
并公然说我是「左仔神父」。
5.我个人的名誉本来不要紧,因为「审判我的自有天主」;孔子也说:「知我罪我,其唯《春秋》。」(孟子:滕文公下)但因为我热衷福传,而人格问题会影响福传的效果。所以为了天国和福传,我不能不为自己辩护。
6.我爱教爱国,并以作神父为荣,我从来都只有一个身份:「香港中国天主教神父」;我绝不是什么地下党员之类,也从没和任何政治势力混在一起,我也从未收受过任何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我只想效法耶稣:宣传福音、生活福音、成为福音。我深知,一旦宗教和传媒,政治,金钱,权力混淆不清时,恶果不堪设想!
7.这次通讯(本文及回答陈枢机)只发给我个人通讯簿中的朋友,暂未想公开。如果各位明白我和支持我,我会很感激;如果各位在毁谤我者前为我辩护,我会更感激;如果各位把这两篇文章放上你们的面书或部落格,我不会反对。      
                                        (徐锦尧神父2013417)

2013年4月22日

中国与梵蒂冈的难解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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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新任教宗方济各接见马英九及其夫人
  新老教宗的交接班令梵蒂冈成为了世界的焦点,我那时正在意大利的罗马旅行,因此特意拜访一下这个有着“先知之地”美誉的神秘“国中国”。在通往圣伯多禄广场的临近街道上,我无意中看到“中华民国(台湾)驻教廷(the Holy See)大使馆”的招牌,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即将步入惟一一个还没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欧洲国家,而中梵两国之间则存在着由来已久的难解谜题。
  梵蒂冈是全球领土面积最小(0.44平方公里)、人口最少(约800居民)的国家,但是作为全球天主教会最高权力机构圣座的所在地,同时也是教宗的驻地所在,它却又是占全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天主教徒的信仰中心。梵蒂冈目前同179个国家和地区有正式外交关系,这其中就包括中华民国,即中国所称的(中国)台湾地区,而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却没有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
  中梵两国为何至今没有建交呢?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自己的两点立场,即“一,梵蒂冈必须先与台湾断绝关系;二,梵蒂冈不得干预中国的天主教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最近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表示:“中国政府处理中梵关系的两条基本原则是一贯的,没有变化。”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曾多次强调:“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很明显,中梵之间所纠结的两个关键问题,即台湾和宗教均涉及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其实台湾问题并非中梵建交的最大阻碍。梵蒂冈一直非常清楚,与台湾建交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过,梵蒂冈在究竟是“大陆”代表“一个中国”还是“台湾”代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是有选择余地的。
  香港退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就曾于2005年表示:“虽然历史上教廷从未单方面与任何国家断绝邦交,但是教廷为了保障中国大陆信徒而不惜放弃台湾的立场,连台湾的主教们也是接受的,因此第一个条件并非问题。”台湾前驻教廷大使吴祖禹也曾形容,台梵两边的关系犹如风中的蜘蛛网,随时都有遭吹断的可能。
  中梵之间的主要争议实质,在于“宗教自由”这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上。虽然中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一直推行“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宗教组织、宗教职位任命有所监督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当局要求由本地教会管理本地宗教事务,由本地教会“天主教爱国会”任命境内的主教,其理论与实践均与“服从梵蒂冈教廷”与“信仰自由”的精神严重相左。可见,中梵对于“宗教自由”的解释南辕北辙。
  不论是从宗教传教立场,还是为了中国信众争取合法权益,现时和潜在信众无比巨大的中国大陆,自然是梵蒂冈极力希望开发的“市场”。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自1980年代末期大力推行“东进政策”,并曾一直渴望去中国,但是中国一直以中梵尚未建交作为理由予以拒绝。
  新离任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发表的《致在中国的天主教会信》中呼吁与中国政府对话,中梵双方也自此进行了接触与非正式会谈,然而却未有实质性突破。
  中方的冷淡似乎也情有可原,因为对于中国政府而言,与梵蒂冈建交的风险似乎大于受益。中国政府一直担心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颠覆中国、影响社会稳定,正如陈日君枢机曾指出:“他们(中共政府)担心宗座会想介入政治。”不过,中国若真想实现“国家统一”,梵蒂冈将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难题,因为目前不少与台湾建交的天主教国家除了受到“金元”的诱惑,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教廷的巨大影响。
  对于新一任教宗方济各来说,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将会是他上任后所面临的一大挑战,不过,经济领域已经日益市场自由化的中国,在短时期内应该不太可能会放弃它在政治和信仰领域的“垄断”或“调控”,因此,中梵建交的前景可能不会太乐观。

作者是咨询顾问公司的社会责任投资分析师

“盛世危言”:中国与梵蒂冈建交宜从慎从缓


3.14过后,我在《西藏问题的远虑近忧:民族问题说到底还是阶级问题》一文中写过如下一段话:“改革开放以来,看看全国范围善男信女的队伍数以千万计膨胀,就不难想像西藏的现状了。在右翼的设计蓝图中,去“三自”而与梵蒂冈“接轨”“全球化”,恐怕也是“深化”的目标之一。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  
   彼时,还担心自己的思想是否“解放”得有点过于超前。孰料不过半月,我只好嘲笑自己的保守了。      
      邓小平女儿牵线:音乐外交破中梵坚冰  
发布: 2008-5-10 08:56
亚洲时报方德豪/中国跟梵蒂冈近日举行的“音乐外交”,备受关注。虽然中国官方定性有关活动是“民间交流”,但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出席音乐会,以及邓小平女儿邓榕在这次交流的幕后推手角色,都为这次活动平添政治色彩;而本笃十六世和邓榕在音乐会上相见欢的场面,更使得外界的联想空间得以不断延伸。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孙玉玺也有份出席这次“民间交流”。而且,教皇还在现场“巧遇”孙玉玺、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刘海清。
  但最备受关注的,依然是教皇跟中方代表团团长、中国爱乐乐团高级顾问邓榕女士等中国各界代表。邓榕是邓小平三女,在邓小平晚年,她常在其身边,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许多照片上,都可以找到邓榕的身影。晚年的邓小平听力不好,邓榕几乎充当了他的“助听器”,许多信息和邓小平做出的决定都是通过邓榕传达。可以一提的是,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时,邓榕也曾被派往美国,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邓榕现在也出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一职。  
   看来中国和梵蒂冈的“破冰”建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感谢“三格格”牵线搭桥。  
我们有必要这么急于与梵蒂冈建交么?  
与梵蒂冈建交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梵蒂冈虽然也是“国”,但毕竟与一般的国家不同,它是宗教的王朝,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化身。  
     在中国,提起“政治”和“意识形态” 精英马上就嗤之以鼻,在他们所打造的霸权话语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公平、公正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果,不是哪个阶级的理念提出来”,西方“姓资”的意识形态等于普世化的真理正义。梵蒂冈乃上帝的代表,超出三界之外,自然更是慈爱的化身。可惜,教皇也“是人不是神”,在罪孽的尘世,在“自由世界”阵营,他们不光有政治倾向,而且十分强烈,得排在最右边。虽然,生活在与时俱进,如今毕竟不同于宗教裁判所普世横行的时代了;但自近代中国人民坠入殖民苦难深渊以来,助纣为虐为帝国主义侵略张目,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是梵蒂冈的一贯作为。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联还要假惺惺地调查“调查”,看看是谁侵略谁,可梵蒂冈率先承认伪满州国,是一点也不含糊。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梵蒂冈对人民中国始终持敌视态度,其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一般西方国家。  
朝鲜战争,梵蒂冈旗帜鲜明地站在侵略者一边。  
中国与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建交,梵蒂冈是顽固地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死角之一。  
2000年梵蒂冈大搞所谓“封圣”,将近代以来披着宗教外衣在中国从事侵略活动中一些恶霸流氓式的劣迹斑斑的所谓教士如马赖、郭西德之类,统统册封为“圣人”,这些“圣人”身上铭刻着中华民族的耻辱记忆。  
如下一段文字是中国宗教界当时对此事的反映:  
“梵蒂冈此次把一些对中国人民犯下严重罪行或劣迹斑斑的外国传教士封为“圣人”,充分暴露了罗马教廷中一些人借“封圣”之名歪曲历史,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也是对中国天主教会的公开羞辱和蔑视,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对这种反华行径进行抵制和反对。与会者还表示,中国天主教今后仍要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爱国爱教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针,把中国教会办得更好。与会代表还希望梵蒂冈能改变错误的对华政策,不要为中梵关系的改善设置新的障碍。全国政协副主席、基督教全国“两会”名誉主席、会长丁光训主教说,梵蒂冈一直与中国人民为敌,以“九·一八”事变后承认“满洲国”到这次在我国庆节进行“封圣”,这是诅咒中国人民,是反对我们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运动。梵蒂冈把传教士干的许多坏事掩盖起来,进行所谓的“封圣”,这是中国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坚决反对的,也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罗冠宗、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韩文藻等一致指出,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屈辱史,也是中国教会的耻辱史,梵蒂冈歪曲和篡改历史,为那些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自己给自己戴上一顶殖民主义侵略的保护者的帽子。梵蒂冈这样做,必然激怒中国人民,并将严重阻碍中国教会的福传事业,严重危害中国教会的前途。“  
与梵蒂冈建交,不是不能。我是说,建交问题宜从缓宜慎重,在目前状况下建交弊大于利,它甚至对国家发展带来巨大的的危害。  
一切从实际出发。  
如果是毛泽东时代,建交亦未尝不可。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这“站起来”,自然首先是政治经济上的独立;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它使中国人民在精神意义上挺起腰杆子,则更为艰难,更为伟大。它使中国人民摆脱了从达赖喇嘛到形形色色殖民“圣徒”的的精神奴役——那才是一次真正的空前的思想解放!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告别了奴隶精神状态,颠覆了奴才意识,使赤县神州改天换地。对外,或“打扫房间再请客”,或与超级霸权在朝鲜越南过过招,或抛出乒乓小球接受“访华”,总之,纵放自如,悉出我心。那个时候,与谁都可以,建就建,缓就缓,总之要与我有利。  
如今呢?  
毛泽东谢世后,这些被全面解构颠覆了。“解放思想”后一重新审视,原来人家才是“先进生产力”,是“先进文化”和“现代文明”! “招商引资”、 “超国民待遇”、“再为洋人打工20年”, “融入世界”、 “全球化” 、“接轨”、“转型”迫不及待,“告别革命”“颠覆传统”皈依资本文明只争朝夕。这“解放”,犹如唐三藏西天取经,遇庙烧香见佛磕头从哈耶克、凯恩斯,到张五常、亨廷顿以及夏至清、王尔德,他们都是祖师爷,中国的大小主流精英一概虔诚皈依顶礼奉法,逐级趸进依次传递炒卖,以之为国人洗脑。辛苦30年,打造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崇洋迷外的殖民文化环境。张爱玲热和《色戒》热即是这“解放”的功德,也是这“解放”的标志。  
精英多年 “启蒙”,在颠覆“暴民意识” 的同时“启”出了 “剥削有功论”,好容易送走了的奴性意识,如今“复归”了。“全球化”与“接轨”,更使买办洋奴意识光焰万丈。历史一“创新”,原来是西方“崛起”者为我们送来了先进文明;我们不信守不平等条约挨打活该;从谭嗣同到孙中山都中了过激主义的毒,毛泽东更是“民粹主义”罪恶滔天,是他们中断了让李中堂和袁大总统的洋务运动,使“黄金十年”化为泡影,不然的话,中国早已“现代化”了。——“解放”的结果,中国买办精英与梵蒂冈册封的“圣徒”一下子接了轨,殊途同归了!  
由此视之,毛泽东时代的“三自”方针自然是“极左”的产物,自然也在颠覆之列。颠覆了“三自”才能“融入世界”,与全球化接轨。——无须精英“启蒙”,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与梵蒂冈的建交,无疑开启了这一颠覆的闸门。  
自然这也许有利于“第三次”或“第四次”思想解放,但不要忘了,传统早所剩无几颠覆,毛泽东时代几十年建树起来的信仰早已失落了,在荣辱颠倒的同时,中国大陆善男信女队伍正以千万计的速度膨胀着,除了达赖的喇嘛教之外,自然主要是洋教。不难想像,它一旦与“世界”接轨,梵蒂冈迟早会被奉为正统和至尊,有了这个图腾照耀,它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它必然会迎来一个巨大的飞跃。这飞跃,绝不是使我中华腾飞,它只会加快中国殖民化和分化的进程,除了官僚买办阶级,对中国只能是一个灾难。胡赵在西藏“落实政策”为达赖喇嘛招魂,祸害的不过是边疆一隅;如果“引进”并放手梵蒂冈在中国做“普世”“教化”,达赖效应就会很快在神州大地普及。不信,看看东欧即可。那些可怜的迷途羔羊,他们长期中了共产主义魔鬼邪说的毒,灵魂也许得到了“救赎”,不过那代价太大了——在“快卖卖光”和“外资并购”中,他们几乎是将自己打国家拱手送给了洋人,无论是产业还是金融,如今都已被洋人控股。用美国学者的话说,他们已经变成 “没有民族资本的市场资本主义”了。修女转型成了性奴。
     天主教在“颠覆专制”贡献最大的 “转型”国家首推波兰。前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就是波兰出身,被视为波兰民族的骄傲。约翰保罗二世一直以反共著称,1979年6月,沃伊蒂瓦作为教皇第一次访问波兰, 200多万人参加了迎接他的露天弥撒,1500万人参加了他访波期间的集会。波国务委员会主席雅布翁斯基亲自出面迎送。教皇会晤了波党领导人盖莱克,真是盛况空前。1983年6月,教皇第二次访问波兰,并两次与雅鲁泽尔斯基会晤。这也是空前盛事。如今,波兰“转型”快30年了,那位雅鲁泽尔斯基因为当年“军管”被法庭“调查”还未结束,据近日法新社报道,他可能因为“共产主义罪”被判处十年监禁。对于这位一度与教皇联手对波兰“改革开放”做过巨大贡献的领袖人物,这也许是历史给他的一个嘲弄或报应吧。我们的决策者不妨看看。
阿门!

二零一二年中国教会纪事

主教逝世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山西眷潞安教区非官方主教、方济会士李毅逝世。李主教生于一九二三会,一九四三年加入方济会,一九四九年晋铎。一九九八年,他由李维道主教秘密地祝圣为助理主教,并于李维道主教逝世后接任潞安教区主教。虽然教会团体曾与政府官员协商,但他的主教身份仍未能在葬礼上获得承认。李毅主教的葬礼于五月三十日在马厂村天主堂举行,其后埋葬在依撒伯尔修女院的神职人员墓地。 

        二零一二 年十一月六日:山东省济南教区荣休主教、方济会士郭传真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九十四岁。 


擢升主教 

        二零一二 年四月十九日:陈功鳌神父(1965-)被祝圣为四川省南充教区主教。这次祝圣获教廷及中国政府认可。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屈蔼林神父被祝圣为长沙教区主教。这次祝圣获教廷及中国政府认可。 

        二零一二年七月七日:马达钦神父被祝圣为上海教区辅理主教。这次祝圣获教廷及中国政府认可。 


重要事件 

        一月五日:上海教区金鲁贤主教发表《徐光启:一位适合任何时代的人》牧函,勉励信友效法徐光启的榜样。徐光启(1562-1633)是中国最早期天主教的人物之一,上海教区盼望教宗能将他封为圣人。 

        一月六日:教廷公布在一批新任命的二十二位新枢机主教的名单,其中包括香港教区主教汤汉。教宗本笃十六世于二月十八日的枢密会议中擢升汤主教为枢机,这次是教宗本笃十六世任内的第四次枢密会议。 

        一月八日至九日:民族宗教工作会议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检讨市内宗教界的工作。 

        一月十一日:天水教区主教王若望,据报自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起被迫参加「学习班」。这位现年五十岁的「地下」主教于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在教廷的批准下秘密擢升为浙江省义乌天水市教区主教。王主教被扣押至同年九月十日,其后获准返回秦州教堂,但他的行动和主教的牧职仍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一月十六日至十七日:《亚洲新闻》访问教廷万民福音传播部秘书长韩大辉总主教,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被囚或被带走的主教和神父。 

        一月二十日:天津教区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教廷于一九一二年宣布成立直隶海滨代牧区,于一九二四年改名为天津代牧区。一九四六年教廷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天津遂升格为教区。 

        一月三十日:内蒙古自治区绥远教区六位神父于傍晚在接壤蒙古边境的二连浩特市被警察强行带走。这些神父包括地下修院院长班占雄神父、丁占民神父、王虎神父、褚建力神父及赵润喜神父。较早前,负责管理三十多位神父的地下教区署理高江平神父,连同赵虎神父一起在呼和浩特被带走。 

        二月四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华行程期间,参观广州天主教圣心堂,并与广州主教甘俊邱会面,历时三十分钟。 

        二月五日:昆明教区、大理教区及昭通监牧区宗座署理张文昌神父病逝,终年九十二岁。. 

        二月十六日: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连同中国共产党统战部及各国家机关,颁布 二零一二年第六号《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事业活动的意见》文件。 

        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展开「向雷锋学习」的运动,并举行为期两天的讲座,弘扬无私奉献的精神。这是为每年三月五日的「雷锋纪念日」做准备。 

        三月十七日:年轻的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邢文之于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辞职,上海教区七位新神父的擢升礼于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七日,由年长的金鲁贤主教主持。 

        三月十九日:保定教区的史黎明神父的墓碑遭公安人员破坏。史神父与六名修生于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的一次严重车祸中丧生。为了阻止对遇难者的百天追思活动,公安人员以史神父并非当局承认的神父为理由,将史神父的墓碑砸烂。 

        三月十九日:浙江温州教区助理主教邵祝敏及秘书长姜溯念神父被带往出席「学习班」。期间,邵祝敏助理主教曾被政府官员带往四川乐山教区,与处于自科绝罚的雷世银神父见面。其后邵祝敏助理主教及姜溯念神父在复活主日(四月八日)被释放。 

        三月二十五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日,多个基督教会团体呼吁落实普选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天主教会发表了对新一届行政长官及其政府的提议。 

        三月二十六日:昆明教区非法主教马英林在大理耶稣圣心堂主持六位新铎的擢升礼。这次擢升礼在国内和国外均受到猛烈批评。六位晋铎的神父分别属于云南省的昆明总教区、大理教区和昭通监牧区。在十六位共祭神父中,有三位是外籍神父。 

        三月二十八日:香港教区汤汉枢机陪同德国埃森教区主教奥弗贝克及访问团到访广州,与外交事务官员见面,参观主教座堂与神父及教友会面,但未能见到甘主教。 

        四月四日:河南省南阳教区主教靳禄岗于圣周四被带走,政府官员藉此禁止他主持圣油弥撒及复活节的各个礼仪。靳主教被带往一所宾馆,其后在四位政府官员的解送下前往旅游景点,于四月八日获释。 

        四月六日: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召开会议,检讨深入信教群众、深入宗教教职人员、深入宗教活动场所、深入宗教团体(即「四深入」)的宗教调研活动。 

        四月十九日:根据石家庄信德文化研究所的报告,在刚过去的复活节,共有二万二千一百零四人在一百零一个教区领洗。 

        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于罗马召开会议。翌日,圣座发表一份公告,期望教会的面貌能清晰地在高贵的中国人民当中散发光芒。 

        四月二十四日:《上海日报》报导徐光启诞辰四百五十周年,形容他为「中国伟大的应用科学家之一」。主流媒体报导徐光启诞辰四百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时,都高度赞扬他的贡献。 

        四月二十五日: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张乐斌到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进行访问,并出席了座谈会,与负责天主教事务的国家宗教工作部门主任、神哲学院院长及师生代表会面。 

        五月七日:台湾地区主教团召开会议,商讨终身执事职务的宣传工作,以解决神职人员老化及圣召短缺的问题。 

        五月十三日:中国首座利玛窦专题展馆在广东省肇庆开幕。当利玛窦神父与罗明坚神父于一五八三年来华时,肇庆市是他们第一个居留地。 

        五月十七日:海南省海口市张文明执事晋铎。张神父是海南岛解放后六十年第一位晋铎的神父,亦是第二位在海南岛服务的神父。 

        五月二十日:教宗本笃十六世邀请全体天主子民,于五月二十四日圣母进教之佑瞻礼为中国的天主教徒祈求勇气和忠信。 

        五月二十四日:在普世教会为中国教会祈祷当天,上海副主教马达钦带领五千多人到畲山圣母朝圣地朝圣。 

        五月二十五日: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批评中国漠视人权,中国政府对此反应激烈。 

        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一日:石家庄信德文化研究所邀请香港和台湾的讲者,举办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五十周年讲座,参加者共有九十人,其中十人为主教。 

        六月四日:天亚社报导陈日君枢机接受访问,内容谈及梵蒂冈处理与中国政府及「官方」教会的新方法。 

        六月五日: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发表《中国天主教主教备案办法〔试行〕》的最后文本,对过去的文件内容作了少量修改。此办法实质上致使天主教爱国会和主教团在擢升主教的过程中的影响力显着增高。 

        六月六日:《天主教在线》网站报导,中国有1,390,000处宗教场所,包括佛教(330,000)、道教(9,000)、回教(350,000)、基督教(560,000)及天主教(6,000)。 

        六月六日至七日:在一次于澳门举行的学术会议中,与会者包括来自香港和澳门天主教会的人士,以及学者和内地统战部的官员。 

        六月十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在宗教自由上,该文件一如以往,指出「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落实《宗教事务条例》,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六月十五日:万民福音部秘书长韩大辉总主教回应有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在未经教宗同意擢升主教的消息时说,非法祝圣主教的事件将严重地损害普世教会,特别是中国的天主教会。 

        六月十八日:北京首度售卖一系列有关官员操守的书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针对官员操守而写的着作。出版这套书籍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公务员的廉洁精神。 

        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为纪念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五十周年,安徽省靠近马鞍山市的一个地下天主教团体举办了一个有关福传的讲座。是次讲座由温州厄玛奴耳团体赞助,开封教区主教高宏孝主讲,参加者共有六十七人,来自三十六个教区。 

        六月二十日:东正教会沃洛科姆斯克总主教希拉里翁率领九人代表团,到北京为中国的东正教会寻求官方认可。他亦探访了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 

        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为纪念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五十周年,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举办了一个讲座,并展出当地的宗教艺术品。参加者约有二百人,包括中国高层官员。 

        六月二十九日:处于自科绝罚状态的乐山主教雷世银,在其非法祝圣礼的一周年,为四位新神父主持晋铎礼。根据当地教会的消息来源,原定被祝圣五位中有一位拒绝接受雷世银的祝圣。 

        六月三十日:中国政府颁布有关外国人非法地入境、居留及工作的新法律及法例。 

        七月六日:虽然梵蒂冈曾多次作出警告,岳福生神父仍在未经梵蒂冈的批准下,被祝圣为黑龙江教区的主教。祝圣礼在哈尔滨市耶稣圣心堂举行,由临沂教区房兴耀主教主礼,另有五位梵蒂冈认可的主教参与这次礼仪。襄祭的主教包括呼和浩特教区孟青禄主教、沉阳(辽宁)教区裴军民主教、徐州教区王仁雷主教及周村教区杨永强助理主教。而北京教区李山主教和长沙教区屈霭林主教是梵蒂冈认可的主教,他们虽获邀参与这次祝圣礼,但因患病没有出席,他们在发给岳主教的贺电中表示歉意。 

        七月七日:上海教区马达钦神父被祝圣为辅理主教。在礼仪中,只有主礼的上海教区金鲁贤助理主教戴上礼冠,与两位襄礼者(苏州教区徐宏根主教及海门教区沉斌主教)在新牧头上覆手。在礼仪结束时,马达钦辅理主教宣布辞去他在天主教爱国会中的职位,好能专心于他的主教牧职。可是,在当天下午,新擢升的马主教就被中国官员带走,扣留在畲山修院,并被限制行使其牧职。 

        七月十日:教廷因岳福生神父在没有教宗批准之下被祝圣为主教,宣布他处于绝罚。另外,教廷对马达钦主教的勇毅表示赞赏,但指责非法主教詹思禄出席马主教祝圣礼。 

        七月十一日至十六日:香港教区正义和平委员会对马达钦主教被拘留发起抗议,陈日君枢机举行祈祷会并参与游行。另外,汤汉枢机及亚洲主教团协会亦公开回应马达钦主教事件。 

        七月十四日:河北省天主教献县(沧州)教区成立教区慈善基金。 

        八月一日至四日:陕西省渭南教区同长平主教被公安人员带走,连日来不断受到拷问,没有睡眠。 

        八月二十一日:上海教区金鲁贤主教宣布,当局下令教区内所有大、小修院在新学年延迟开学,直至另行通知。 

        八月二十二日:单国玺枢机因多个器官衰竭逝世,终年八十八岁。(有关单枢机的生平,见《鼎》第166期。) 

        八月二十三日:台湾台南教区荣休主教成世光逝世,享年九十七。 

        八月三十一日:山东省临清教区赵凤昌主教受官方任命,代管山东省菏泽教区,遭四位教区神父反对,因现任代管韦立根神父较早前拒绝在没有教廷的批准下被祝圣为主教,现在正受到监视。 

        九月一日:中国政府宣布令计划将担任统战部部长,以代替年届六十五岁而退休的杜青林。 

        九月十日:上海八十多名神父及八十位圣母献堂会修女被强制参加为期三天、每天十二小时的学习班。学习班于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举行,消息人士指这是政府在马达钦主教事件后的整顿工作。 

        九月十四日:湖北省仙桃市蔡邦村的教堂被纵火焚毁,因地产商贿赂政府官员,容许他们征地建设仙桃新区。 

        九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展开宗教慈善周,开幕礼于湖北武汉举行。出席者有二百多人,包括代表中国天主教会的马英林主教。 

        九月十八日:根据石家庄信德文化研究所的报告,今年中国九座修院(除了被封闭的畲山修院外)共有八十位新修生,现时全国共有473 位修生。在本学年修读神学的修女共有213人:其中102位在西安修院接受神学训练。 

        九月二十九日:意大利方济会士雷永明神父在西西里卡塔尼亚阿基雷尔主教座堂被封为真福。雷永明神父曾带领思高圣经学会将圣经翻译成中文,第一本中文圣经于一九六八年译成。 

        十月十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透过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the Chinese Internet Center发表《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 

        十月十日:以「新福传」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在罗马召开。在会议开始时,秘书长尼各老.埃泰罗维奇总主教读出陕西省凤翔教区现年九十岁的李镜峰主教的信件。 

        十月二十日:台北低调庆祝中华民国与梵蒂冈建交七十周年。 

        十月二十二日: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及九个政府部门发表公告,禁止任何地方官员、公司或个人建筑牟利的宗教场所,或将宗教场所上市。可是一位消息人士认为,这份文件未必能阻止宗教场所流入市场。 

        十一月八日至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于北京召开,会议中选出了新的领导层。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及四个本地和外国人权组织发起网上投票,并向中联办递交了十八项提议。十一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选出了七位(而非以往的九位)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 

        十一月二十九至三十日:武汉教区神职班的十九位神父在周年避静后举行信德年开幕典礼,其后举行会议,由教区神父沉国安主持,并宣布全体神父调动的安排。当地官员收到消息时,他们立即召回在北京攻读特别训练课程的崔神父。翌日(十二月八日),他们宣布这次会议和神父调动为不合法,并罢免沉神父的教区负责人之职,同时关闭主教座堂,不让神父们到新堂区履任。 

        十二月十日:政府认可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罢免马达钦主教的主教职务。自七月七日的祝圣礼起,马主教一直在畲山地区修院「避静」。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亦决定,今后主教的祝圣典礼中必须有「宣誓效忠」的誓言。教廷发言人韩大辉总主教指出,中国主教团并没有权力这样做,批评中国主教团的决定「没有任何法律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