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對中梵關係認知的轉變
林瑞琪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羅馬教廷的樞機院舉行選舉會議，波蘭格拉戈總主教華迪奇樞機當選為新任教宗，取號若望保祿二世；與此同期，中國共產黨正在積極籌辦第十一屆代表大會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號稱「十一大三中全會」，隨著鄧小平在三中全會上恢復了實質執政，並宣佈改革開放政策，中國開始進入現代化的歷史旅程。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對中國天主教會在過往三十年的發展，均有深重的影響；而歷史的巧合，亦將這兩者緊緊地連在一起。
八十年代的敵視態度
在最初，中國政府完全不了解她在梵蒂岡的對手所扮演的角色。貫穿整個八十年代，中國官方充滿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敵視態度，我們試從中國政府認可的愛國會所出版的《中國天主教》雜誌內的文章可以得知。
《中國天主教》創刊於一九八零年，是中國政府認可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與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合辦的愛國愛教的綜合性刊物」。（《中國天主教》第一期，頁1）初期為不定期刊物，從一九八三年起每年大約出版三期；到一九八七年開始，固定為每年出版四期；到一九九一年改為每年五期；一九九四年改為每年出版六期，至今不變。
以下我們引幾篇頗有代表性的文章，可以反映出北京政府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態度。涂世華在「發揚宗徒傳統精神，獨立自主地辦好中國教會」一文(原刊於《中國天主教》總第一期，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日，頁20)中寫道：
梵蒂岡教皇為了給自己的神權統治製造根據，就杜撰了伯多祿是建立羅馬教會的首任羅馬主教，他是宗徒之長，因而以後的羅馬主教就是伯多祿的繼位人，是教會最高統治者教皇。為此梵蒂岡就一口咬定，伯多祿是首先到羅馬傳教並在那裡建立教會的宗徒。其實，伯多祿是否在羅馬傳過教，至今還沒有找到站得住腳的聖經和歷史根據。而保祿宗徒在他第一次被捕時，卻在羅馬傳過二年教。宗徒大事錄二十八章30節說：「保祿在自己賃的房子裡住了整整兩年，凡來見他的他都接待，他宣講天主的國，傳揚主耶穌的事跡，都非常自由，沒有人禁止。」保祿被釋放後，前往西班牙傳教，後又回到意大利。當時他以當地教會領導人的身份給希伯來人寫信說；「意大利的眾兄弟問候你們，願恩寵與你們眾人同在！」這裡根本未提到伯多祿，可見伯多祿不在羅馬。此外，根據聖保祿一貫傳教原則，凡其他宗徒傳過教的地方，他是不去的，用他自己的話說：「要在沒有認識基督的地方傳佈福音，引以為榮，免得我在別人的基礎上進行建築。」這正好說明，在保祿之前，沒有其他宗徒在羅馬傳過教。由此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聖保祿是第一個在羅馬傳教的宗徒，而不是伯多祿。因此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說以後的羅馬主教是伯多祿的繼承人，更談不上具有什麼首席權了。既然如此，我國教會繼承宗徒們的傳統精神，實行獨立自辦方針，就是理所當然的了。(涂世華，1980，頁20)
涂世華這篇言論充滿教會史方面的謬誤，已到了不值得反駁的地步；但危險之處，在於其不單攻擊教宗本人，更攻擊宗座首席權本身，與當時光喊口號的文章不同，因此特別值得注意。
另一篇文章則是由號稱「溫州主教」的方志剛所撰，題為「發揚宗徒傳教傳統，堅持獨立自主道路」。（原刊於《中國天主教》總第三期，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頁20。）
樹欲靜而風不止。正當我們在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下，沿著獨立自主自辦教會道路勝利前進的時候，羅馬教廷出於它一貫敵視我們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反動立場，竟又玩弄了一個非法委任鄧以明為廣東省大主教的新陰謀，企圖以此打開缺口，搗亂我們中國天主教會的復興工作，破壞我們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正義事業，以實現它重新控制利用中國天主教會的目的。對此，我們廣大的愛國愛教的神長教友感到極大的氣憤，紛紛發表聲明，一致譴責和抗議羅馬教廷這一非法任命。……通過這次中國天主教兩個全國性機構的常務委員和主教團聯席會議，我們深深地體會到帝國主義任意擺佈和控制中國天主教會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羅馬教廷和一切外國反動勢力妄想破壞和干擾中國天主教會的獨立自主，都是絕對不能得逞的。它的一切陰謀活動必將遭到中國天主教會的堅決抵制和反擊而以徹底失敗告終。(方志剛，1981，頁20)
第三篇的原題目為「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神聖權利不容侵犯」，子題為「評若望?保祿二世在馬尼拉對華人教友的講話」，牛西蒙著。（刊於《中國天主教》總第三期，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頁36。）
聽了若望?保祿二世在馬尼拉對華人教友的講話，我們有這麼一種感覺：他講話的目的是反對我們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
大家知道，我們獨立了的中國天主教會是不承認教皇的首席地位的。（牛西蒙，1981，頁36）
牛西蒙說得很明白不過了。但他的文章中另一段卻透露出玄機，中方並非不重視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關係，但策略上卻是要教宗屈服。
若望?保祿二世訪菲回到羅馬後就馬上命他駐台灣的代辦保祿吉廖拜訪了台灣國民黨當局的副外長錢復，向他轉達了梵蒂岡的這一保証，即梵蒂岡要台灣國民黨放心，它將繼續同台灣保持關係（法新社台北三月五日電）。這充分說明若望?保祿二世還是與中國人民為敵的，他的講話是虛偽的、騙人的。羅馬教廷如果真誠要跟中國政府和中國天主教會對話，首先它應承認過去的錯誤，即對中國政府和中國天主教會執行的錯誤政策，以實際行動來証實它的誠意。（牛西蒙，1981，頁38）
八十年代末期態度的軟化
雖然三篇文章以非常強硬的態度否定教宗的首席權，但在中國教會自發支持首席權的人卻為數不少。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國大陸上的公開教會五十多位主教聚集在北京開會，一些神父及修女亦有列席會議。該次主教會議共達成了三項決定，主要是按馬驥主教的聲明為藍本。決定如下：
一． 盡快執行中央一八八文件，將教會不動產歸還教會。
二． 除了四位以外，其餘一致擁護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的首席地位和權利。
三． 凡結婚的主教神父們當離開堂區。（林瑞琪1994，頁223-224）
似乎中國政府認可的公開教會，已取得政府的諒解，改變了對教宗首席權的看法。如果沒有政府的「祝福」，不可能有大量的公開主教敢於公開要求承認宗座首席權。
在進入九十年代之前，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及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本身也開始對宗座首席權的問題轉調。這兩個機構將上述這些人士的言論重新整理，出版成一冊《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文輯》（以下簡稱《獨文一》，以有別於稍後出版的《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文輯第二集》），《獨文一》於一九九零年三月出版，由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及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合編。《獨文一》雖然在一九九零年三月出版，但以編整的仔細程度而言，卻應是從一九八九年著手進行的。《獨文一》所收錄的十五篇文章，全部在《中國天主教》刊物曾登載過，亦包括上述的三篇。儘管該書的「前言」聲稱，「近年來，各地神長教友來信，要求我『兩會』編印一些有關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宣傳材料以供閱讀學習。為此，我將《中國天主教》刊物曾登載過的有關此類文章輯印成冊，取名為《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文文輯》（原文如此）。」（《獨文一》，1990，「前言」）
有趣的是，這三篇文章中有關攻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都在《獨文一》中很技巧地刪削了。牛西蒙所著的「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神聖權利不容侵犯」，更改題為「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是耶穌基督的意願」；而原有的子題「評若望?保祿二世在馬尼拉對華人教友的講話」則乾脆取消。（林瑞琪，1992，頁57）
到了一九九二年，一些在國內修院任教的神父回港對我們說，許多神學院已開始同意他們講授教宗的首席權，不過不是放在教會法或教會學方面的申述，而是放在教會史方面，作為歷史演變的一部份去處理，但這畢竟是一大進步。
東歐事變的影響
政府所支持的「兩會」所作的大量工作，想不到在一九九零年中突然打回原形，這全繫於一九九零年四月四日中共元老陳雲的一封信。這封寫給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短函內容如下：
澤民同志：
最近看到幾份有關宗教滲透日益嚴重，特別是在新形勢下披著宗教外衣從事反革命活動日益猖獗的材料，深感不安。利用宗教，同我們爭奪群眾尤其是青年，歷來是國內外階級敵人的一個慣用伎倆，也是某些共產領導的國家丟失政權的一個慘痛教訓。現在是中央應該切切實實地抓一抓這件大事的時候了。在這方面務必使它不能成為新的不安定的因素。
這幾份材料可能你們已經看到，現送去請再看看。
陳雲 一九九零年四月四日
「陳雲信件」後來收錄在一九九五年八月出版，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綜合研究組暨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所合編的《新時期宗教工作文獻選編》中，題為「關於高度重視宗教滲透問題的信」，並有「頁下註」，說明「這是陳雲同志寫給江澤民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九零年四月二十四日，江澤民同志將此信批轉給中央其他幾位領導同志閱看，並指出：『陳雲同志提出的問題很重要，確實需要引起各級黨委和政府重視和警覺，千萬不能麻痺大意，要及早採取有力措施，否則會釀成嚴重後果。』」（頁177）從信件的定題，可見「反滲透」是當時政府對宗教界的主調，能否修補外交關係已成為次要。結果，「兩會」要在短時期之內重新出版《《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文輯第二集》（簡稱《獨文二》）。書中刻意地強調「反滲透」這個主題，由此來看，「陳雲信件」與《獨文二》兩者的關係就昭然若揭了。
政府支持的兩會在對教宗的態度上搖擺不定，反映出政府本身政策上章法大亂。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中國外交界進入冰河時期，北京政府為了開拓外交空間，急忙為「中梵建交」改善條件，於是在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言論上做了大量修補工作：到了一九九零年，「東歐變天」已成大勢所趨，中共政府又擔心天主教影響力會波及中國，於是急急把大門關上。才有了《獨文二》為《獨文一》「修正」。
九十年代以後中梵建交條件的微調
中國政府在處理與羅馬教廷，特別是與教宗的關係時，經常保持「兩手準備」。一方面，中方表示願意改善關係，另一方面，中國也預設一些不易達成的建交條件。然而，在二十一世紀來臨之後，這些條件有微妙的變化。我們試看香港親北京的報章如何闡釋中梵建交的條件。
讓我們先回顧八十年代中國政府高層對中梵建交的看法。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在談及中梵建交的條件時提到，
中國政府對這一問題的態度是：一、梵蒂岡必須斷絕同台灣的所謂「外交關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二，梵蒂岡不得干涉中國內政，包括不干涉中國的宗教事務。（《文匯報》，1988-11-30）
這可以說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標準說法。並且延至九十年代中期。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日，外交部重申一直以來的這兩項要求：
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今天說，只要梵蒂岡斷絕同台灣的所謂外交關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並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包括不干涉中國的宗教事務，其他的問題都可通過正常的途徑求得解決。（《大公報》，1994-11-11）
但到了二零零零年七月九日，朱鎔基總理訪問意大利時，提出看似相同但實質上有很顯著分別的兩項條件：
一是必須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是不能以宗教事務干涉中國內政。（《文匯報》，2000-7-10）
二零零一年十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紀念利瑪竇到北京四百週年的研討會，鄭重就來華傳教士的缺失向中國人道歉；同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孫玉璽回應教宗的講話時表示，中方將「認真研究」教宗的道歉。（《明報》，2001-10-26）在談到中梵建交的前景時，孫玉璽即表示：
中方一直強調的兩個原則沒有任何改變：
第一，梵蒂岡必須同台灣斷絕所謂外交關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梵蒂岡不能利用宗教來干涉中國的內政，包括不以宗教事務為名干涉中國的內政事務。（《明報》，2001-10-26，B15）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日（羅馬時間，在中國時間則為四月三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逝世；四月十九日，教廷的樞機院選出新任教宗，取號本篤十六世。新教宗繼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與中國修好的努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於同年六月十七日表示，「中國政府在發展同梵蒂岡的關係的問題上始終抱有誠意，態度是十分積極的。」（《文匯報》，2005-6-24，A12）孔泉也提到建交的兩個條件，他的版本是：
梵蒂岡必須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能夠從事「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活動。孔泉同時強調，梵蒂岡不要以宗教事務為名來干涉中國內政。（《文匯報》，2005-6-24，A12）
這種微調看起來微不足道的，但對普世教會來說卻非常重要。可以說，自二零零零年前任總理朱鎔基先生將第二項條件微調為「不能以宗教事務干涉中國內政」，言下之意是將「宗教事務」與「中國內政」分開。教廷參與宗教事務是可以磋商的，但不能以「宗教事務」為踏腳石去「干預」中國內政。這為梵蒂岡而言，就變得容易接受得多了。
筆者在二零零六年三月接受電台記者訪問時表示，曾分析兩者的分別。要求教廷不得干涉中國內政，沒有問題；要求教廷不得介入宗教事務，則對一個連吃一餐飯也要做兩次祈禱的團體來說，不參與宗教事務，還有甚麼可以參與。不過，如果中方的要求是「不能以宗教事務干涉中國內政」，則對梵蒂岡來說是完全沒有困難，因為教廷本身也切實要求宗教事務必須純正，不得以此另作他用。可以說，朱鎔基總理為二十一世紀中梵關係條件開闢了新的空間，然後才有日後的演變。
葉小文的從中作梗
然而，無論中央政府作出任何調整，政府內仍有一股勢力堅決要否定中梵建交的可能性。這股勢力潛藏在國家宗教事務局內。縱觀整個二十一世紀，只有一次的言論將中梵建交條件打回原形，這是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五日在香港出席宗教團體的慶典時，回答新聞界有關中梵前景的問題時，他稱的兩項條件為：
只要梵蒂岡拿出誠意，遵守一個中國原則、不干涉中國宗教事務，相信中梵關係可以取得突破。（《明報》，2005-9-16，A30）
葉小文不談「不得干涉中國內政」卻談「不干涉中國宗教事務」，這是暗地裡否定了中央政府多年來的努力，為了宗教事務局本身的利益而斷送中國外交界的空間。二零零八年三月，當有雜誌記者問及他對二零零七年教宗所發表對華牧函的評價時，葉小文說，「牧函雖然表示要撤銷過去對中國教會的一些指令。取消給地下主教的所有特權，和中國進行建設性對話，看上去教廷的態度有一定的積極性，但是總體上是消極的，某些方面還有所倒退。正如一位長期關注中國天主教的教會觀察家在談到牧函時表示，『牧函的發表，表明教宗走上了和北京對抗的道路』。牧函在中國教會內部製造新的分裂和混亂，挑動中國天主教徒絕對地和教皇站在一起，逼迫他們再次在黨和教之間做選擇。更危險的是，牧函公開否定愛國會、否定主教團、否定獨立自主自辦原則。上任教皇表示，教廷和中國天主教徒之間『具有宗教性質的紐帶，不能損害中華民族的團結，哪怕損害只是微乎其微；也不能以任何形式削弱中國的獨立和主權』，比較之下，新教皇後退了。」
事實上，兩任教宗對中國的尊重並無異緻；葉小文的說法，只是中共傳統上統戰伎倆中的拉攏一個以打壓另一個的手法而已。不過，將教宗本篤十六世對中國表達的善意，解釋為「走上了和北京對抗的道路」，實在令人不寒而慄。（林瑞琪，2008，頁3-5）葉小文轉過來讚賞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當然不是壞事；但我們不禁要問，假如葉氏有意稱謝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為甚麼不在他生前說出來。
二零零八年樂團訪梵
中國愛樂交響樂團及上海歌劇院合唱團合共一百五十位成員，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晚上，在梵蒂岡保祿六世大禮堂作歷史性演出，為教宗本篤十六世表演莫扎特的《安魂曲》及中國民樂《茉莉花》，教宗全程專注欣賞，並於表演後與演奏家及歌唱家握手及致賀。隨後教宗向在場的嘉賓致辭，他稱讚這場音樂會具有「重大的價值和意義」，通過中國藝術家的表演，「讓我們接觸到中國社會活潑輕快的一面。」教宗並祝願中國今年八月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順利成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國的兩個樂團到梵蒂岡表演，與北京政府關係十分良好的鳳凰衛星電視，特別製作了一連五集有關梵蒂岡的電視記錄片特輯，會讓中國的領導人有機會看到教宗活生生的一面。中國領導人萬萬想不到的是，教廷核心的領導人，一個八十一歲的老人家，竟然仍要每天趕早在五時起床，開始極辛勞的一天。
這些辛勞，本來都與他無干，他應該安享晚年，但卻意外地於七十八高齡，當選為全球十一億天主教徒的領袖，將整個十一億人的擔子，及二千年的承傳，都揹到自己開始有點傴僂的身上。
過往中國政府一直以陰謀論去理解梵蒂岡，現在得重新認識他的談判對手了。即使中央政府不認同梵蒂岡及教宗的看法或作風，但起碼他們得承認，這位八十一高齡的老人家，並非為了一己之私而堅決與中國對著幹。
結論
中國一直不乏與教宗同樣有承擔的領導人。現有高層之外，過往的多位領導人如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朱鎔基，都為了中國的未來而勞心勞力。為何偏偏雙方領導層沒有機會面對面商談。
回顧了中國政府三十年來對教宗個人及中梵關係的不同詮釋，也探索了其中的演變，我們可以理解到，中央政府從意識形態掛帥走向理性務實的同時，也有其政治掛帥壓倒一切的一面。但在三十年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中央政府在很多事情上雖然滿有善意，但事件到了政治中層就出現利益矛盾的問題，而導致百病叢生，四川省汶川大地震中「豆腐渣學校」所造成的大量傷亡如是；「毒奶粉」事件所引發的健康危機如是。
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尤其是其對待天主教會的政策，與這些「豆腐渣工程」及「毒奶粉」如出一轍，是中層幹部夥同地方利益份子從中作梗，瞞上欺下，為一己的利益而損害國家的正常發展。
中國與梵蒂岡的關係，可以說是「重要而不緊急」。但正因為其不緊急，所以中央政府一直未有將問題列作優先處理的項目，而目前中國政府又面對內外種種挑戰，包括國內的食品及工農業生產安全問題，國際上有美國的金融海嘯所引發的全球危機。可以預見中國政府勢不可能在最近的將來，將中梵建交問題提上日程。
不過，「建交」只應是中國對世界開放的一個結果而已，改善關係才是整個過程的主調；即使在短時期之內不能達致中梵建交，也應由高層直接參與，製訂改善關係的路線圖。否則繼續任從中層政府幹部從中操控，將重覆三十多年來的困局，為了個人的利益而斷送中國擴大參與世界舞台的空間。
參考書目：
涂世華著，1980，「發揚宗徒傳統精神，獨立自主地辦好中國教會」，刊於《中國天主教》總第一期，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日，頁20。
方志剛著，1981，「發揚宗徒傳教傳統，堅持獨立自主道路」，刊於《中國天主教》總第三期，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頁20。
牛西蒙著，1981，「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神聖權利不容侵犯」，刊於《中國天主教》總第三期，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頁36。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暨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編，1990，《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文輯》，北京，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及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聯合出版。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資料室暨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資料室編，1990，《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文輯第二集》，北京，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及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聯合出版。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綜合研究組暨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1995，《新時期宗教工作文獻選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林瑞琪，1994，《誰主沉浮－－中國天主教當代歷史反省》，香港，聖神研究中心。
林瑞琪，2002，「從『潔本』看一九九零年中梵關係的契機及變卦」，收錄《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系，2002年12月出版。
林瑞琪，2008，「中國堪受讚賞，但須貫徹始終」(編者的話)，《鼎》季刊2008年夏季號，第28卷總第149期。香港，聖神研究中心出版。
《文匯報》，1988年11月30日。
《大公報》，1994年11月11日
《文匯報》，2000年7月10日。
《明報》，2001年10月26日，B15頁。
《文匯報》，2005年6月24日，A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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