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6日

陈日君无私奉献 捍卫真理及公义


有“敢言”之称的前香港天主教区主教陈日君枢机,在社会重大敏感议题从大陆子女有居港权利、到最近《校本条例》司法覆核败诉,他的言行均引发极大爭议,这位年届80岁的天主教徒,一直为捍卫真理及公义作出无私的奉献。
1932年上海出生的陈日君,父母均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因为家道中落,憧憬着修道院免费读书的待遇,陈日君秉承父志成为神父。天生具有正义感的他,自小喜欢打抱不平。有次修道院食物分配不公,令其觉得不公平,于是在同学面前公开指出老师不是。虽然只是口头抗爭,但在当时一切顺从的社会,已经是一件惊人的行为。

为真理而发声
“只要是真理,我就会说出来。”陈日君坚定地说,对于社会上道德核心价值,他份外执著,“人的同情心是社会的基本财富,现今社会上的人各有不同的思想,非常混乱,不少人只着眼于眼前的利益而拒绝帮助他人。如果每个人也单单只为自己着想,这个社会只有死路一条,只有大家彼此关心及放弃眼前利益,才能真正带动社会进步。”
早前,天主教香港教区就《校本条例》提出司法覆核败诉,陈日君对败诉感到遗憾,并以禁食三日的行动表达不满,他的行为感动了数十名市民及教友前来祈祷支持,当中有9岁的小朋友,又有80高龄的老人家,在教友眼中,平日“恶死”的陈日君是位慈祥的长者,这缘于数十年前所播下的“慈爱”种子。
40年前,陈日君在长洲慈幼修院任职主任,他便想尽办法吸引青年人前来教会听道,“当时最时兴是滚轴溜冰,于是便决定兴建一所滚轴溜冰场。”当年,离岛的交通并不发达,建滚轴溜冰场更是头等大事,就是一句说话,陈日君便带头不辞劳苦,將一车一车的沙石,沿崎嶇的山路运送至鲍思高青年中心,同时,有见区內青少年康乐设施不足,他特意从市区买来十多辆单车,吸引青少年前来。

为年青人不辞劳苦
精通意大利文的陈日君,更不时背上沉重的放映器材,跑去长洲另一边山头福利农场播放福传剧,并且在即场充当传译,当时更成为长洲区居民罕有接触电影的机会。经过多年的努力,思高青年中心添设各类玩意供青少年使用,包括足球机、棋子、滚轴溜冰等,吸引当地的青少年聚集,而经常身穿修士长袍的陈日君,一有空间便与当地青年打成一片,换上“白饭鱼”踢场足球友谊赛,而这批年青人亦承认,在成长期深受慈幼会和陈日君的影响,长大后成为虔诚的教徒,不少人更投身于关怀弱势社群的工作。
其后,陈日君在升任长洲慈幼修院院长,为体验鲍思高的“关怀家庭精神”,不计路途遥远,从意大利乘坐整日的火车、转搭巴士及走过一段崎嶇道路,专程前往阿尔卑斯山的村落,探访同僚裴林豊神父的父母,亦是到访当地的首位中国人。至今当地人提起陈日君仍念念不忘。
 1973年,陈日君在香港圣神神哲学院执教。1989年至1996年间,陈日君每年回大陆教书半年,总共到过七个不同的教区:上海、西安、武汉、河北石家庄、沈阳、浙江省以至北京的国家教区神学院。 在七年的生涯中,他深刻地感受到大陆教会的苦况,自此开始积极为大陆天主教徒爭取宗教自由。
“在中国教学的7年间,我尽量规行矩步,从来没有公开指责当时那些不理想的情况。我需要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想牺牲这个可以教育年轻中国神学院修生的机会。这时期,我最重要的责任是去了解、观察,和明白这个时代的真实情况。”

睿智化解风波
早前,网上流出陈日君以个人名义收取巨额捐款的新闻,事件被炒热火朝天的捐款风波,在他睿智与坦荡荡、谈笑风生、不卑不亢的态度下化解:“黎智英先生捐好多钱畀我,百分百捐畀我,唔係捐教区,捐款用于支援大陆地下教会及资助修士、修女到外国,如罗马进修等。”,他更逐一解释了捐款用途,包括赠予本港某些慈善机构、为小朋友组织旅行、送月饼,或卖广告呼吁人送月饼到监狱、捐款予大陆有天灾人祸发生的地方、为来港的大陆神父、修女购买食物及利是钱等,
至于每年他乘坐航班商务客位到世界各地开会,他表示,“我现在甚至坐商务客位,因为年纪大了,要睡觉。本来,罗马开会可以问他们(罗马)拎钱,你们可能不知道,其实他们都不是太有钱。”
在2002年天主教香港教区枢机主教胡振中,因骨髓癌病逝,由教区助理主教陈日君將接任枢机主教一职,当时他已表示会继续为弱势社群、为需要帮助的人仗义执言。2006年2月,梵蒂冈宣布,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获任命为枢机主教,擢升枢机仪式在罗马进行,成为本港历来第二位枢机,亦是全球历来第六位华人枢机。2009年4月陈日君枢机以退休为由辞呈,获教宗本笃十六世接纳,并由助理主教汤汉接任为天主教香港教区第7任教区主教。

 社会风气变坏  
在退休后的陈日君,依然在社会上发挥其影响力,为不公义之事发声,对于他被指经常参与政治,以及将宗教和政治合一,他很清楚地表白:“教会支持民主,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需要直接参与和关注政治问题,而非单单作为旁观者,我们透过参与政治的过程,以捍卫《圣经》的意义。”
陈日君并表示,现时香港整个社会反而充斥着“奉承权贵,欺负弱势”的风气,这才是令人担心的地方。“香港回归后要做到50年不变非常困难,即使是人也会变,更何况是整个社会?但‘变’也有变好和变坏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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