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中师肄业，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其喜欢专研古代暴君的权谋术，所以在如何利用恐怖加暴力来巩固屁股下这把交椅上，有着超出人类想象力的“智慧”，在其残暴的血腥统治之下，无数国人经历了地狱般的噩梦，或活活饿死，或遭到非人的折磨后非正常死亡，国民经济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三坚持”就是在毛氏暴力统治的斗争哲学思想基础之上制定出来的。
建国之初天主教会在“三坚持”和反帝爱国运动思想的指导下，成立了爱国会这一受政府直接控制的行政组织对天主教会实施具体的操控，政府利用爱国会的名义对天主教的教产进行了全面的剥夺，并通过三自反帝爱国运动，对那些意志坚定，不愿放弃信仰的神职和教友进行了斩草除根式的集体监 禁和杀 戮，教会团体在“三坚持”斗争哲学思想的折腾下，一度被禁止了公开活动，沉寂了下来。上世纪70年代末，毛死后，文革宣告结束，政府忙着为那些数不清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忙着拨乱反正，但却对这个毛时代开始就制定的反人伦反道德反文明的“三坚持”不作任何调整，像“四原则”“五不搞”“绝不。。。”那样固执地拒绝中国宗教界也享受一下与时代一同进步的人类文明社会成果。宗教管理模式一直沿用着毛时代制定的策略直到现在。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宗教管制放开，教堂恢复活动，这并非是政府一时心血来潮想通了，心甘情愿的恩赐，而是在国际社会一致的谴责和压力之下迫不得已作出的让步。1979年邓小平访美，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的条件之一，中国被迫接受西方国家对中国开放宗教场所，还民众宗教自由权这一要求。
天主教成为了中国官方承认的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之一。然而改革开放并未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制度变迁和政治的发展，并未给中国的天主教徒带来真正的宗教自由，在极权统治的强大暴力之下，天主教徒就像一只只待宰的羔羊，没有反抗能力，只能任凭政府摆弄。近年来刻意破坏颠覆天主教信仰原则的事件不断，信徒中的愤怒和反感情绪在政府数次突破底线的肆意侵犯和一次又一次的故意挑衅中弥漫开来。
一个人如果遇到一个流氓，可以选择避开他；如果遇到一个流氓制度，却避不开也躲不掉的，只能想办法改变它。然而面对流氓制度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能挺直脊梁，站起来勇敢地说不，改变和拒绝它强加给教会的羞辱，则需要勇气，上海77为所有中国人（不仅属于天主教徒）作了最勇敢和光荣的见证，上海77见证实际上是提醒中国人，你们是人，你们不可以逆来顺受，你们可以拒绝强加给你们的耻辱，你们有疼可以喊出来，人类所具有的高贵的同情心和良知会是你们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同盟。
在这种极权的社会体制中，普通民众的处境其实与宗教信徒们也差不离。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地方，每天都发生着许许多多悲惨荒唐的故事。食品安全事故、强拆血拆、红十字骗捐、剖腹杀婴桩桩件件无比触目惊心。小悦悦事件发生时我曾问过一位在外的朋友对此事件的看法，他说：“中国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怪国家。”，计生剖腹杀婴事件出了以后，我又问他的看法，他说：“这是反人伦！”，
在这种极权的社会体制中，普通民众的处境其实与宗教信徒们也差不离。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地方，每天都发生着许许多多悲惨荒唐的故事。食品安全事故、强拆血拆、红十字骗捐、剖腹杀婴桩桩件件无比触目惊心。小悦悦事件发生时我曾问过一位在外的朋友对此事件的看法，他说：“中国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怪国家。”，计生剖腹杀婴事件出了以后，我又问他的看法，他说：“这是反人伦！”，
中国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走到现在，目前成了拥有全球最庞大也最腐败的官僚系统的国家，野蛮、奢侈和淫荡空前绝后，不仅在国际社会没有同盟和支持者，国内也民怨沸腾，暗潮汹涌，维稳成了地方政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政府考虑的不是如何管自己该管的正事儿，比如改善民生，惩治腐败，纠错反省，争取民心等等，却总要歪着屁股坐进他们不信仰也不懂的宗教殿堂，插手他们不该管的领域，做着一些违背人伦、道德和良知的事儿。
非要那些非党员非无神论信仰的天主教徒接受奴化教育、党性教育和仇恨教育，非要他们抛弃自己的正统信仰变成党的驯服工具。
“三坚持”到底在坚持些什么？坚持以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名义安插爱国会这一臭名昭著，欠下教会累累血债的行政组织操控教会的一切大小事宜，实际上就是坚持玩弄信徒的怒火；坚持撇开教廷自选自圣主教，强迫神职和教友作出违反其本人意愿的事儿，强迫他们低眉顺眼地接受党安排并“祝圣”的奴才型官员（非法主教）的管制和洗脑，实际上就是用极端的方式来颠覆天主教信徒的信仰原则并强迫他们做无神论执政党的党奴；坚持中梵关系两条基本原则，实际上就是拒绝人类文明社会主动伸过来的和平橄榄枝，拒绝中国人与正常的人类一样享有自油、民住、人权的愿望。
正如善恶所说：大禹治水就是顺势而为！水最终会流向大海，而不是流向珠穆朗玛峰！
玩火者必自焚！
中国民族报：“三坚持”是中国天主教正确的选择 |
| 来源：中国民族报 作者：胡笳 |
1957年，中国天主教教友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表决通过大会决议。胡笳供图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
我国《宪法》第36条明确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是我国宗教界办教的基本原则。
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是指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教会事务管理上，由中国信徒独立自主自办，不受境外势力的利用和支配。新中国成立初期，境外势力利用天主教反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激起了我国天主教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强烈义愤，天主教界的有识之士由此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并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1957年，中国天主教教友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天主教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新生人民政权的政治立场，掷地有声地提出了“团结全国神长教友，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宗旨。从此，中国天主教从根本上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外国殖民势力的控制，成为中国天主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事业。实践证明，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不仅不违背天主教信仰，而且也是天主教自身福传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是中国天主教唯一正确的选择。
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根本利益，在加强自身建设、培养中青年人才、协助教会开展牧灵福传事业、推进民主办教、拓展对外友好交流、维护天主教界合法权益、兴办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等方面，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尊重，得到了广大神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高度信任，不仅促进了我国天主教内部的和谐，也促进了中国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民主办教是中国天主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是对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的深化发展。民主办教是指在教会的事务管理及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要发挥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实行“集体领导、民主管理、相互协商、共同决策”。推进民主办教，就是要把我国天主教的各个方面，包括各级教务组织和爱国会、神职人员和信徒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把聪明才智都发挥出来，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共同办好中国天主教事业。
坚持推进自选自圣主教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教会137个教区中，有120多个教区主教空缺。“没有主教就没有教会”，基于当时中国主教空缺的严峻局面，1958年3月，中国湖北汉口教区、武昌教区分别选举董光清、袁文华为主教，并按惯例呈报教廷，请求教皇批准，但梵蒂冈很快回电予以否认，并以“绝罚”相威胁。这使中国天主教广大神长教友十分震惊和失望。中国的主教和神长教友慎重研究教会历史和传统，研读《圣经》，得出如下结论：教会历史上很多主教都是在天主圣神指引下由群众选举的，主教是由天主拣选，神权来自天主，而非某在世的权威。梵蒂冈出于政治原因，不同意中国选举主教，是人为的错误，违背了耶稣基督“不传福音是有祸的”圣训。因此中国教会毅然祝圣了董光清、袁文华两位主教，并从此走上了自选自圣主教的道路。中国天主教先后自选自圣了190位主教，并在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既符合教义教规，又符合中国天主教会实际，遵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做法。历史证明，自选自圣主教挽救了中国教会，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生存和发展。自选自圣主教的历史功绩是不能被否认和抹杀的，这一点也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天主教会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天主教实行自选自圣主教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但也是尊重普世教会的历史和传统的。天主教发展的历史表明，主教的神权从来都是来自于天主，而不是来自于教会有关机构的任命。对于这点，梵蒂冈也承认我国自选自圣主教的神权有效性。所以梵蒂冈攻击我们的爱国主教，也只能苍白地表示：这些主教的神权“有效但不合法”。问题是要合什么“法”？载有 “主教由教宗自由任命”这一规定的《天主教法典》，是在1917年颁布并于1983年修改的。由教会法典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教皇对主教的直接任命权，算起来还不到100年，由教皇直接任命主教的历史也还不到200年。相对于天主教会2000年的历史，相对于“神权从来都是来自于天主”这一最高的原则，梵蒂冈所说的“合法”并不是来自天主，也不是不可以讨论的。1983年，教廷颁布了新的教会法典，法典第377条第1款规定：“教宗得自由任命主教，或确认经合法选举之主教”。这项条款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并非只有教宗任命主教这一种形式。教廷多次公开强调：“教皇任命主教事关教会生命的核心，主教必须由教皇任命。”但在事实上，梵蒂冈从未真正取消世俗政权享有的选举、任命、推荐主教的权利，今天仍有很多国家，如法国、德国、古巴、越南等，并未按《天主教法典》的规定办，而是政府与梵蒂冈签署政教协议，按照各种不同协议和权宜方法参与主教的任命。
回顾教会历史，主教的产生有多种方式，如教会初期的宗徒们任命祝圣主教，教徒直接选举产生主教，临近教区的主教选举祝圣主教，皇帝、政府任命主教，皇帝、政府提名教皇任命主教，教皇提名政府同意后任命主教，教区提名教皇任命主教等。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政府、教廷和教区这3个因素，在主教任命的方式中都是相互作用的。梵蒂冈不考虑中国政府对人选政治态度的关注，更不征求教区广大神长教友的意见，不尊重民意，肆意任命地下主教，结果是进一步制造了中国教会的分裂。
当前中国天主教会到了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神职人员断代问题十分突出，全国97个教区，尚有40余个教区没有主教，14个教区主教在80岁以上（法典规定主教75岁退休）且没有助理主教，全国74名主教、助理主教平均年龄66岁，主教后备力量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问题仍然突出。为了中国天主教自身事业的发展，无论梵蒂冈持何种态度，中梵就主教任命达成协议前，中国教会要按照一贯做法和传统继续推进选圣主教工作，党和政府对中国教会推进选圣主教将给予大力支持。
坚持改善中梵关系两条基本原则
我国政府关于处理同梵蒂冈关系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梵蒂冈必须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是梵蒂冈不得干涉我国内政，包括不得以宗教为名干涉我国的内部事务。
我国政府一直主张改善中梵关系，并为此作出了积极努力。我们愿意与梵蒂冈进行坦诚的、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但梵蒂冈刻意回避“两条原则”，不尊重我国主权，单方面发出具有明显政治立场的牧函，公然干涉我国内部事务，对我国教会和天主教徒发号施令，只会给改善中梵关系设置新的障碍。我们真诚希望梵蒂冈在改善中梵关系中拿出实际行动，迈出实质性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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