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简述法国大革命以后天主教国家对教会的迫害对于中国教会的启发
一、绪论
在一般信友的脑海里，似乎在天主教的国家里面，教会的发展格外“兴旺发达”，或者说教会生活在天主教国家里没有任何困难，整个社会生活都是以教会为中心的。如果说中世纪的教会算是这种“兴旺发达”的话，那么法国大革命后的十八世纪末，直到二十世纪的上半世纪，教会受到来自国家的迫害，可谓到了教难的程度，甚至这种迫害在传统的天主教国家里更甚于在其它国家。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谨记基督的教导：“世界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在你们以前，它已恨了我”（若15：18），那么就不会显得过于惊异了。从吾主直到今天，不论在外部体制方面，还是在内在生活方面，世俗的势力从未有一刻停止对教会的侵蚀，而教会也从未在与世界的战争中稍有喘息。
单就教会所受的各种危难来说，教会历经风浪，却从未真正被击败过。教会不害怕任何来自世俗力量的迫害，“太阳之下绝无新事”（训1：9），我们可以从先前的各种经验中，取得教训，学习如何面对来自世俗力量的侵犯。本文尝试反省：从法国大革命以后，天主教国家对教会的各种迫害，对于中国的教会所带来的启发。
二、国家对教会发难
欧洲大陆自十八世纪才开始逐渐形成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将教会看作是外国的势力，但国家主义走得过火，再揉和上各种社会思潮、阶级利益，使国家概念扭曲成为一个权力高于一切的“国家机器”。在传统的天主教区域里，每个国家对教会的迫害虽有手段与程度的不尽相同，但大都不外乎没收财产、解散教会组织、驱除传教人员、断绝教廷与国内教会的联系等几种伎俩。
①夺取教会财产
法国大革命时期，国家夺取教会财产，充入国库；在日尔曼，世俗公侯们瓜分了教会的财产；之后的十九世纪，意大利在“统一”口号中，吞并教宗国的土地；葡萄牙、西班牙也起而效之；甚至在刚刚摆脱殖民统治束缚的拉丁美洲，各个国家也跟随以前宗主国（葡、西）的自由主义，开始侵夺教会财产（如墨西哥、巴西）。
②解散教会组织
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先后解散了许多教区，并下令取消修会，关闭教会办立的学校；在日尔曼境内，教会组织也大部分被摧毁；葡萄牙一度解散了所有的男修院；在拉丁美洲，大部分的教会组织也同样被摧毁，尤其是高等学校，导致后来教友的知识水平普遍较低。
③驱逐、杀害神职人员和会士
法国大革命期间，国家颁布了《司铎公民法》，要求司铎宣誓效忠国家，只有少部分司铎真正接受了这个法令，而不接受的神职人员要么被监禁，要么被流放，数以万计的司铎被迫离开国家，还有部分主教、神父被杀害；葡萄牙的摄政大臣以天主教徒为敌，他囚禁司铎、放逐主教；西班牙的佛南道第七当政时，受立宪政府的强迫而驱逐耶稣会士；普鲁士政府驱逐了境内的许多修会；在巴西，政府制定许多反对教会的法律，并禁止修会招生，驱逐外籍修会。
④对教廷的外交施压
这些天主教国家在外交上时而与教廷签订条约——并不都对教会有利，时而向教宗示好，以稳定国家内部的稳定。这些国家在与宗座的外交上，大多不是出于诚意，教宗为拿破伦加冕一事，便是一例证明；1904年法国与教宗断绝外交；葡萄牙在1913年与宗座的外交关系完全破裂。
国家在外交上对宗座利用和施压，甚至完全中断外交关系，旨在削减教宗对国家内（地方）教会的影响，偶有的一些条约签订也是出于自身的某些利益。
三、对中国教会的启发
“太阳之下绝无新事”（训1：9），国家对教会的挑战与迫害，在任何地方都有相类之处，为中国教会而言，面对来自国家力量的各种压力，同样可以从这些天主教国家的经验里，取得一些启发。
A．正面的冲击
教会在中国所遭遇的侵害，与在欧洲、拉丁美洲天主教国家里所遭遇的，基本雷同。“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开展各种运动与政策，加诸教会身上的策略有时候并不比发生在那些天主国家的情况更坏，因此我们不必太过惊诧，而是应该坦然面对。
①夺取教会财产
国家对教会最赤裸裸的侵犯手段就是没收财产，将教堂、教会机构、地产全部充公。因为以前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一边传教的同时，一边也购置了大批的产业，这不全是为了自养，也是为了开展慈善事业所必需的。国家吞并教会的财产，同时也是夺走了穷人的依靠，这也是对国家自身的伤害。
基督曾教导门徒财富的不可靠：“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富，因为在地上有虫蛀，有锈蚀，在地上也有贼挖洞偷窃”（玛6：19）。虽然有强大的经济支持，非常有利于传教工作的开展，但过于依赖财富，必然会产生一些偏差。在南方的一些地方教会，至今仍能看到靠分发财物吸引民众皈依的传教手段所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如在台州一度流行一种说法，将信教的人说成是“吃教”。而基督派遣门徒们出外传教时：“除了一根棍杖外，什么也不要带：不要带食物，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在腰带里带铜钱”（谷6：8）。
此外，作为未来将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开拓的神职人员，我们也不要期待过多的外在物质条件，比如壮美的教堂，充足的经费，宽松的宗教政策等等。个人认为，甚至在修院的培育阶段，也可以考虑给修生更多地灌输“白手起家”的理念。神职人员不能有“富二代”式的、坐享其成的想法，何况教会是穷人的教会。
②解散教会组织
国家解散了许多教会组织，接管教会的学校、医院、各种社会福利事业、教友社团。从结构上看，中国教会至今仍没能完全恢复元气。这也使得教会从外表上看起来，对社会事务漠不关心。
今天的中国教会在社会服务上，显得有些吃力，但仍然有许多空间可以发展，如增加教友团体，团结教会在社会服务上的凝聚力，至少可以发挥堂区范围内的社区服务，这同样有助于福传的开展，如舟山虾峙岛的教友藉积极参与当地居民的活动、为居民修路等，使福传工作收获颇大。
总之今天的中国教会并不是被完全捆绑，动弹不得的，很多有效的组织仍然可以运用，虽然教友组织不一定要取得何等辉煌成绩，但作为堂区，这些工作还是可以从小处入手，逐渐开展的。
③驱逐、杀害神职人员与会士
事实上国家对教会成员的迫害至今没有停止过，对教会极端地迫害，一方面给教会造成重大的伤害，另一方面也成就了许多殉道烈士。
在中国政府驱逐外籍神职、会士的事件上，我们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中国教会在传教工作上失去了很大的有生力量，但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教会不得不学会成长起来，而不是永远处在“吃奶”的阶段。很近的例子就是：大陆修院的外籍师资力量缺少之际，不得不寻求培养自己的教育人才。
由于圣召的日益匮乏，中国教会必须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修道人的灵修持续再培育，还有就是传教力量的分配，即从圣召丰富的地区向贫乏的地区输送圣召，如果这种人员的流动方面能够建立更完善的机制，传教力量流动就可以做到更加有效，同样也能减少“不良份子”的活动。
梵二后，教会越来越强调每个信友都有福传的使命，因此单靠中国教会的神职人员传教就显得远远不够，中国更需要平信徒担当福传者。一个“教友的时代”已经萌生，而对教友的培育更是迫在眉睫了。
④对教廷外交施压
中国政府驱逐外籍教士之际，也驱逐了教廷驻中国大使，目的是彻底断绝中国信友与普世教会的联系。中国近年来与教廷的外交接触中，也极尽利用、敷衍之能事，在数次国际盛事（奥运、世博等）之前，都摆出善意的架势，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后，便过河拆桥，这根本就是缺乏建交的诚意。
距离使精神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信友对于教宗的尊敬与景仰，并不因中梵无外交关系而有所减少，反而与日俱增。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教会越来越多的能够听到普世教会的声音。
很多人将中国教会自身内部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中梵建交上，但事实未必尽如人愿，
首先我们不必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寄望过高，至少短期内看不到有什么实质性的转机。此外我们也不必将一切问题都推给教廷，比如关于合一：问题的主要关键不是在中国教会与罗马的共融上，而是在中国教会自身的共融上，问题主角是中国教会自己。如果中国教会内部双方都不愿跨出一步，共融合一就只能沦为口号。
反过来，如果中国教会自己团结一心，达成合一，至少双方都放下成见，凝聚力量，一致努力向外传福音，壮大教会的团体，或许倒能为宗座与中国的建交提供实际的助力。
B．内部的努力
①传道人员的培育
中国教会面临的问题与曾经在西方天主教国家发生的虽然相似，但中国教会毕竟不是西方教会，还有一些方面，中国教会与西方教会不同：中国尚不能称为天主教国家。因此教会主要的工作，还是应该放在福传上。
福传的前题是教会精神生活的见证，这就需要加强对神职人员的素质培育。因为“没有宣讲者，又怎能听到呢”（罗10：14）。正如俗语说“打铁还要自身硬”，在中国的广阔草场上，修道人作盐、作光的使命就更加显得重要。
②殉道是恩典
有时人们会奇怪中国没有精修圣人，但当下中国教会可能更需要“殉道圣人”，越是贫瘠的土地，越需要更多热血的灌溉。我们不该怕“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玛10：28）修道人也没有必要过份艳羡某某神父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如何如何的好，豺狼如何与羔羊共舞？基督既然打发门徒如羊进入狼群，我们就应该时刻作出殉道的准备，置死地而后生。
③建树教会
西方国家之所以对教会的仇视如此之深，或许是因为教会的实力确实太大，反过来有些方面中国教会受到的冲击还不如西方教会大，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我们自己尚是“小小羊群”，那么教会发展就是教会的当务之急，中国教会必须做的功课就是福传。事实上在有些时候，中国教会的神职人员在福传上下的功夫远远不够，当教会变得强大起来——是精神的强大，不是指世俗势力的强大，教会作为“地上天国”的标记才会越加明显，因此福传是教会永远不变的主题。
四、小结
天主教国家不等于天主的国家，在天主教国家的种种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世俗力量与天国的势不两立，这不单是权势的争夺，更是一场属灵的战争。
国家政权对于教会的种种发难，或是出于嫉妒，或是出于惧怕，国家竭力要将教会的权益踏在脚下，将教会视作竞争的敌人。特别在传统天主教的国家，教会力量比较强势时，国家的这种敌视更加明显。殊不知，天主的教会从来无意获取世俗的权力，她只致力天国的临现。在与国家的争执中，教会越发清晰认识到自己的这个身份。
从外部环境来说，世俗的权势向来仇恨教会的拓展，一如曾经恨了基督，因此教会面对世俗力量的冲击、迫害，不必过于惊讶或一味地自怜，世界对天国的敌对自古有之，我们暂且将这种敌对、迫害，看作是对真理的试金石，“他试炼了他们，好像炉中的黄金”（智3：6）。
从教会内部来讲，虽然各种教难对教会的体制、权力、财产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我们不该怕“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玛10：28）。相反，困难同时也是机遇，当教会这只方舟遭遇世界的狂风浊浪时，渐渐从自身内部抛掉沉重的包袱，越发轻装上阵，更加富有活力、更加自由地实践自己的身份。
教会在漫长岁月的历史旅程中，藉着圣神的引领，不断地自我更新与完善，在不同时代与文化的风浪冲击中，仍能忠于己任，带领世界迈向天国的圆满。因为基督教导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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