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中国与梵蒂冈建交宜从慎从缓

3.14过后，我在《西藏问题的远虑近忧：民族问题说到底还是阶级问题》一文中写过如下一段话：“改革开放以来，看看全国范围善男信女的队伍数以千万计膨胀，就不难想像西藏的现状了。在右翼的设计蓝图中，去“三自”而与梵蒂冈“接轨”“全球化”，恐怕也是“深化”的目标之一。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　　

　 　彼时，还担心自己的思想是否“解放”得有点过于超前。孰料不过半月，我只好嘲笑自己的保守了。　　 　 　

      邓小平女儿牵线：音乐外交破中梵坚冰　　

发布: 2008-5-10 08:56

亚洲时报方德豪／中国跟梵蒂冈近日举行的“音乐外交”，备受关注。虽然中国官方定性有关活动是“民间交流”，但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出席音乐会，以及邓小平女儿邓榕在这次交流的幕后推手角色，都为这次活动平添政治色彩；而本笃十六世和邓榕在音乐会上相见欢的场面，更使得外界的联想空间得以不断延伸。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孙玉玺也有份出席这次“民间交流”。而且，教皇还在现场“巧遇”孙玉玺、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刘海清。

　　但最备受关注的，依然是教皇跟中方代表团团长、中国爱乐乐团高级顾问邓榕女士等中国各界代表。邓榕是邓小平三女，在邓小平晚年，她常在其身边，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许多照片上，都可以找到邓榕的身影。晚年的邓小平听力不好，邓榕几乎充当了他的“助听器”，许多信息和邓小平做出的决定都是通过邓榕传达。可以一提的是，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时，邓榕也曾被派往美国，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邓榕现在也出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一职。　　

　 　看来中国和梵蒂冈的“破冰”建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感谢“三格格”牵线搭桥。　　

我们有必要这么急于与梵蒂冈建交么？　　

与梵蒂冈建交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梵蒂冈虽然也是“国”，但毕竟与一般的国家不同，它是宗教的王朝，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化身。　　

     在中国，提起“政治”和“意识形态” 精英马上就嗤之以鼻，在他们所打造的霸权话语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公平、公正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果，不是哪个阶级的理念提出来”，西方“姓资”的意识形态等于普世化的真理正义。梵蒂冈乃上帝的代表，超出三界之外，自然更是慈爱的化身。可惜，教皇也“是人不是神”，在罪孽的尘世，在“自由世界”阵营，他们不光有政治倾向，而且十分强烈，得排在最右边。虽然，生活在与时俱进，如今毕竟不同于宗教裁判所普世横行的时代了；但自近代中国人民坠入殖民苦难深渊以来，助纣为虐为帝国主义侵略张目，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是梵蒂冈的一贯作为。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联还要假惺惺地调查“调查”，看看是谁侵略谁，可梵蒂冈率先承认伪满州国，是一点也不含糊。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梵蒂冈对人民中国始终持敌视态度，其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一般西方国家。　　

朝鲜战争，梵蒂冈旗帜鲜明地站在侵略者一边。　　

中国与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建交，梵蒂冈是顽固地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死角之一。　　

2000年梵蒂冈大搞所谓“封圣”，将近代以来披着宗教外衣在中国从事侵略活动中一些恶霸流氓式的劣迹斑斑的所谓教士如马赖、郭西德之类，统统册封为“圣人”，这些“圣人”身上铭刻着中华民族的耻辱记忆。　　

如下一段文字是中国宗教界当时对此事的反映：　　

“梵蒂冈此次把一些对中国人民犯下严重罪行或劣迹斑斑的外国传教士封为“圣人”，充分暴露了罗马教廷中一些人借“封圣”之名歪曲历史，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也是对中国天主教会的公开羞辱和蔑视，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对这种反华行径进行抵制和反对。与会者还表示，中国天主教今后仍要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爱国爱教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针，把中国教会办得更好。与会代表还希望梵蒂冈能改变错误的对华政策，不要为中梵关系的改善设置新的障碍。全国政协副主席、基督教全国“两会”名誉主席、会长丁光训主教说，梵蒂冈一直与中国人民为敌，以“九·一八”事变后承认“满洲国”到这次在我国庆节进行“封圣”，这是诅咒中国人民，是反对我们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运动。梵蒂冈把传教士干的许多坏事掩盖起来，进行所谓的“封圣”，这是中国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坚决反对的，也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罗冠宗、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韩文藻等一致指出，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屈辱史，也是中国教会的耻辱史，梵蒂冈歪曲和篡改历史，为那些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自己给自己戴上一顶殖民主义侵略的保护者的帽子。梵蒂冈这样做，必然激怒中国人民，并将严重阻碍中国教会的福传事业，严重危害中国教会的前途。“　　

与梵蒂冈建交，不是不能。我是说，建交问题宜从缓宜慎重，在目前状况下建交弊大于利，它甚至对国家发展带来巨大的的危害。　　

一切从实际出发。　　

如果是毛泽东时代，建交亦未尝不可。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这“站起来”，自然首先是政治经济上的独立；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它使中国人民在精神意义上挺起腰杆子，则更为艰难，更为伟大。它使中国人民摆脱了从达赖喇嘛到形形色色殖民“圣徒”的的精神奴役——那才是一次真正的空前的思想解放！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告别了奴隶精神状态，颠覆了奴才意识，使赤县神州改天换地。对外，或“打扫房间再请客”，或与超级霸权在朝鲜越南过过招，或抛出乒乓小球接受“访华”，总之，纵放自如，悉出我心。那个时候，与谁都可以，建就建，缓就缓，总之要与我有利。　　

如今呢？　　

毛泽东谢世后，这些被全面解构颠覆了。“解放思想”后一重新审视，原来人家才是“先进生产力”，是“先进文化”和“现代文明”！ “招商引资”、 “超国民待遇”、“再为洋人打工20年”， “融入世界”、 “全球化” 、“接轨”、“转型”迫不及待，“告别革命”“颠覆传统”皈依资本文明只争朝夕。这“解放”，犹如唐三藏西天取经，遇庙烧香见佛磕头，从哈耶克、凯恩斯，到张五常、亨廷顿以及夏至清、王尔德，他们都是祖师爷，中国的大小主流精英一概虔诚皈依顶礼奉法，逐级趸进依次传递炒卖，以之为国人洗脑。辛苦30年，打造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崇洋迷外的殖民文化环境。张爱玲热和《色戒》热即是这“解放”的功德，也是这“解放”的标志。　　

精英多年 “启蒙”，在颠覆“暴民意识” 的同时“启”出了 “剥削有功论”，好容易送走了的奴性意识，如今“复归”了。“全球化”与“接轨”，更使买办洋奴意识光焰万丈。历史一“创新”，原来是西方“崛起”者为我们送来了先进文明；我们不信守不平等条约挨打活该；从谭嗣同到孙中山都中了过激主义的毒，毛泽东更是“民粹主义”罪恶滔天，是他们中断了让李中堂和袁大总统的洋务运动，使“黄金十年”化为泡影，不然的话，中国早已“现代化”了。——“解放”的结果，中国买办精英与梵蒂冈册封的“圣徒”一下子接了轨，殊途同归了！　　

由此视之，毛泽东时代的“三自”方针自然是“极左”的产物，自然也在颠覆之列。颠覆了“三自”才能“融入世界”，与全球化接轨。——无须精英“启蒙”，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与梵蒂冈的建交，无疑开启了这一颠覆的闸门。　　

自然这也许有利于“第三次”或“第四次”思想解放，但不要忘了，传统早所剩无几颠覆，毛泽东时代几十年建树起来的信仰早已失落了，在荣辱颠倒的同时，中国大陆善男信女队伍正以千万计的速度膨胀着，除了达赖的喇嘛教之外，自然主要是洋教。不难想像，它一旦与“世界”接轨，梵蒂冈迟早会被奉为正统和至尊，有了这个图腾照耀，它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它必然会迎来一个巨大的飞跃。这飞跃，绝不是使我中华腾飞，它只会加快中国殖民化和分化的进程，除了官僚买办阶级，对中国只能是一个灾难。胡赵在西藏“落实政策”为达赖喇嘛招魂，祸害的不过是边疆一隅；如果“引进”并放手梵蒂冈在中国做“普世”“教化”，达赖效应就会很快在神州大地普及。不信，看看东欧即可。那些可怜的迷途羔羊，他们长期中了共产主义魔鬼邪说的毒，灵魂也许得到了“救赎”，不过那代价太大了——在“快卖卖光”和“外资并购”中，他们几乎是将自己打国家拱手送给了洋人，无论是产业还是金融，如今都已被洋人控股。用美国学者的话说，他们已经变成 “没有民族资本的市场资本主义”了。修女转型成了性奴。

     天主教在“颠覆专制”贡献最大的 “转型”国家首推波兰。前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就是波兰出身，被视为波兰民族的骄傲。约翰保罗二世一直以反共著称，1979年6月，沃伊蒂瓦作为教皇第一次访问波兰， 200多万人参加了迎接他的露天弥撒，1500万人参加了他访波期间的集会。波国务委员会主席雅布翁斯基亲自出面迎送。教皇会晤了波党领导人盖莱克，真是盛况空前。1983年6月，教皇第二次访问波兰，并两次与雅鲁泽尔斯基会晤。这也是空前盛事。如今，波兰“转型”快30年了，那位雅鲁泽尔斯基因为当年“军管”被法庭“调查”还未结束，据近日法新社报道，他可能因为“共产主义罪”被判处十年监禁。对于这位一度与教皇联手对波兰“改革开放”做过巨大贡献的领袖人物，这也许是历史给他的一个嘲弄或报应吧。我们的决策者不妨看看。

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