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教会先贤 为中国祈祷

五月二十四日，是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于二OO七年致中国教会信函中，特别提醒普世教会全体信众为中国教会祈祷的日子。今年进入五月份之前，适逢金鲁贤主教逝世，令人感触良多。

金主教的一生，可视为中国教会近半世纪歷程的映照。五十多年来的中国教会史，绝对不乏痛苦的经歷及考验。这些痛苦，既有来自外部压力、政治上的迫害，令肉身饱受折磨、生离死别的苦痛；更不堪的是，要抵受同辈间的误解，因未有共识，各自抗争时所带来的孤单；在此惶恐前景下，会为无能成就基督的委託、无法善尽己责而担忧。

中国教会从来不乏英雄人物，尽管方法可能相异，但意义可以完全相同。金鲁贤主教的死，使人不期而然想起多位已故教会英雄，包括在山西穷乡僻壤中以圣德折服世人的韩廷弼主教；勇于进取的范学淹主教；无畏无惧的邓以明总主教；坚忍不屈的龚品梅枢机；努力在有限空间内建设教会的李笃安总主教；坚持不随波逐流的王希贤总主教；融合地下、地上团体和睦相处的金沛献总主教，以及其他许多未能一一提及的杰出牧者。求上主百倍赏报他们的辛劳。

现在此刻，绝不是歌功颂德的时候。但中国教会的经歷，却是普世教会一份难能可贵的反省经验；漫过这心灵的黑夜，每个人都有与主独处的机会。愿大家在这份与主独对的经验中不断成长。

在怀念已故英雄的同时，我们也特别忆起目前仍失去人身自由的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马达钦。据不同来源的消息指出，目前马主教已被当地的有关当局带离畲山修院，禁闭在上海市郊一处偏僻的地方。

马主教的勇敢，见证了教会肩负先知角色，终能成为中国社会明灯这一重要的使命；马主教的困难处境，反映出中国社会要达致充分成熟，能尊重人身自由及权利的状况，仍有一段很遥远的距离。

中国教会的英勇前辈，一如在初期教会的数以十万计前辈一样，深深明白地上的困苦总有一天要过去，基督的救恩却是永恆不替的。诚如圣女大德兰在《七宝楼台》中所教导我们的，义人在上主紧密结合的真爱中，殉道也并不为苦了。

就让我们真挚地回应六年前教宗本笃十六世唿吁，努力为中国祈祷；期望导致教会领袖殉道的外在迫害不再发生，但也祈祷在殉道牺牲无可避免时，教会领袖能显发与主完全契合的光辉。这才是中国教会的福分，也是中国社会的福分。

迫害对于中国教会的启发

来源：许修士的博客

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简述法国大革命以后天主教国家对教会的迫害对于中国教会的启发 一、绪论      在一般信友的脑海里，似乎在天主教的国家里面，教会的发展格外“兴旺发达”，或者说教会生活在天主教国家里没有任何困难，整个社会生活都是以教会为中心的。如果说中世纪的教会算是这种“兴旺发达”的话，那么法国大革命后的十八世纪末，直到二十世纪的上半世纪，教会受到来自国家的迫害，可谓到了教难的程度，甚至这种迫害在传统的天主教国家里更甚于在其它国家。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谨记基督的教导：“世界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在你们以前，它已恨了我”（若15：18），那么就不会显得过于惊异了。从吾主直到今天，不论在外部体制方面，还是在内在生活方面，世俗的势力从未有一刻停止对教会的侵蚀，而教会也从未在与世界的战争中稍有喘息。       单就教会所受的各种危难来说，教会历经风浪，却从未真正被击败过。教会不害怕任何来自世俗力量的迫害，“太阳之下绝无新事”（训1：9），我们可以从先前的各种经验中，取得教训，学习如何面对来自世俗力量的侵犯。本文尝试反省：从法国大革命以后，天主教国家对教会的各种迫害，对于中国的教会所带来的启发。 二、国家对教会发难       欧洲大陆自十八世纪才开始逐渐形成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将教会看作是外国的势力，但国家主义走得过火，再揉和上各种社会思潮、阶级利益，使国家概念扭曲成为一个权力高于一切的“国家机器”。在传统的天主教区域里，每个国家对教会的迫害虽有手段与程度的不尽相同，但大都不外乎没收财产、解散教会组织、驱除传教人员、断绝教廷与国内教会的联系等几种伎俩。 ①夺取教会财产       法国大革命时期，国家夺取教会财产，充入国库；在日尔曼，世俗公侯们瓜分了教会的财产；之后的十九世纪，意大利在“统一”口号中，吞并教宗国的土地；葡萄牙、西班牙也起而效之；甚至在刚刚摆脱殖民统治束缚的拉丁美洲，各个国家也跟随以前宗主国（葡、西）的自由主义，开始侵夺教会财产（如墨西哥、巴西）。 ②解散教会组织       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先后解散了许多教区，并下令取消修会，关闭教会办立的学校；在日尔曼境内，教会组织也大部分被摧毁；葡萄牙一度解散了所有的男修院；在拉丁美洲，大部分的教会组织也同样被摧毁，尤其是高等学校，导致后来教友的知识水平普遍较低。 ③驱逐、杀害神职人员和会士      法国大革命期间，国家颁布了《司铎公民法》，要求司铎宣誓效忠国家，只有少部分司铎真正接受了这个法令，而不接受的神职人员要么被监禁，要么被流放，数以万计的司铎被迫离开国家，还有部分主教、神父被杀害；葡萄牙的摄政大臣以天主教徒为敌，他囚禁司铎、放逐主教；西班牙的佛南道第七当政时，受立宪政府的强迫而驱逐耶稣会士；普鲁士政府驱逐了境内的许多修会；在巴西，政府制定许多反对教会的法律，并禁止修会招生，驱逐外籍修会。 ④对教廷的外交施压      这些天主教国家在外交上时而与教廷签订条约——并不都对教会有利，时而向教宗示好，以稳定国家内部的稳定。这些国家在与宗座的外交上，大多不是出于诚意，教宗为拿破伦加冕一事，便是一例证明；1904年法国与教宗断绝外交；葡萄牙在1913年与宗座的外交关系完全破裂。       国家在外交上对宗座利用和施压，甚至完全中断外交关系，旨在削减教宗对国家内（地方）教会的影响，偶有的一些条约签订也是出于自身的某些利益。 三、对中国教会的启发      “太阳之下绝无新事”（训1：9），国家对教会的挑战与迫害，在任何地方都有相类之处，为中国教会而言，面对来自国家力量的各种压力，同样可以从这些天主教国家的经验里，取得一些启发。 A．正面的冲击       教会在中国所遭遇的侵害，与在欧洲、拉丁美洲天主教国家里所遭遇的，基本雷同。“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开展各种运动与政策，加诸教会身上的策略有时候并不比发生在那些天主国家的情况更坏，因此我们不必太过惊诧，而是应该坦然面对。 ①夺取教会财产       国家对教会最赤裸裸的侵犯手段就是没收财产，将教堂、教会机构、地产全部充公。因为以前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一边传教的同时，一边也购置了大批的产业，这不全是为了自养，也是为了开展慈善事业所必需的。国家吞并教会的财产，同时也是夺走了穷人的依靠，这也是对国家自身的伤害。       基督曾教导门徒财富的不可靠：“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富，因为在地上有虫蛀，有锈蚀，在地上也有贼挖洞偷窃”（玛6：19）。虽然有强大的经济支持，非常有利于传教工作的开展，但过于依赖财富，必然会产生一些偏差。在南方的一些地方教会，至今仍能看到靠分发财物吸引民众皈依的传教手段所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如在台州一度流行一种说法，将信教的人说成是“吃教”。而基督派遣门徒们出外传教时：“除了一根棍杖外，什么也不要带：不要带食物，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在腰带里带铜钱”（谷6：8）。       此外，作为未来将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开拓的神职人员，我们也不要期待过多的外在物质条件，比如壮美的教堂，充足的经费，宽松的宗教政策等等。个人认为，甚至在修院的培育阶段，也可以考虑给修生更多地灌输“白手起家”的理念。神职人员不能有“富二代”式的、坐享其成的想法，何况教会是穷人的教会。 ②解散教会组织       国家解散了许多教会组织，接管教会的学校、医院、各种社会福利事业、教友社团。从结构上看，中国教会至今仍没能完全恢复元气。这也使得教会从外表上看起来，对社会事务漠不关心。       今天的中国教会在社会服务上，显得有些吃力，但仍然有许多空间可以发展，如增加教友团体，团结教会在社会服务上的凝聚力，至少可以发挥堂区范围内的社区服务，这同样有助于福传的开展，如舟山虾峙岛的教友藉积极参与当地居民的活动、为居民修路等，使福传工作收获颇大。       总之今天的中国教会并不是被完全捆绑，动弹不得的，很多有效的组织仍然可以运用，虽然教友组织不一定要取得何等辉煌成绩，但作为堂区，这些工作还是可以从小处入手，逐渐开展的。 ③驱逐、杀害神职人员与会士       事实上国家对教会成员的迫害至今没有停止过，对教会极端地迫害，一方面给教会造成重大的伤害，另一方面也成就了许多殉道烈士。       在中国政府驱逐外籍神职、会士的事件上，我们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中国教会在传教工作上失去了很大的有生力量，但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教会不得不学会成长起来，而不是永远处在“吃奶”的阶段。很近的例子就是：大陆修院的外籍师资力量缺少之际，不得不寻求培养自己的教育人才。       由于圣召的日益匮乏，中国教会必须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修道人的灵修持续再培育，还有就是传教力量的分配，即从圣召丰富的地区向贫乏的地区输送圣召，如果这种人员的流动方面能够建立更完善的机制，传教力量流动就可以做到更加有效，同样也能减少“不良份子”的活动。       梵二后，教会越来越强调每个信友都有福传的使命，因此单靠中国教会的神职人员传教就显得远远不够，中国更需要平信徒担当福传者。一个“教友的时代”已经萌生，而对教友的培育更是迫在眉睫了。 ④对教廷外交施压       中国政府驱逐外籍教士之际，也驱逐了教廷驻中国大使，目的是彻底断绝中国信友与普世教会的联系。中国近年来与教廷的外交接触中，也极尽利用、敷衍之能事，在数次国际盛事（奥运、世博等）之前，都摆出善意的架势，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后，便过河拆桥，这根本就是缺乏建交的诚意。       距离使精神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信友对于教宗的尊敬与景仰，并不因中梵无外交关系而有所减少，反而与日俱增。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教会越来越多的能够听到普世教会的声音。       很多人将中国教会自身内部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中梵建交上，但事实未必尽如人愿，       首先我们不必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寄望过高，至少短期内看不到有什么实质性的转机。此外我们也不必将一切问题都推给教廷，比如关于合一：问题的主要关键不是在中国教会与罗马的共融上，而是在中国教会自身的共融上，问题主角是中国教会自己。如果中国教会内部双方都不愿跨出一步，共融合一就只能沦为口号。       反过来，如果中国教会自己团结一心，达成合一，至少双方都放下成见，凝聚力量，一致努力向外传福音，壮大教会的团体，或许倒能为宗座与中国的建交提供实际的助力。 B．内部的努力 ①传道人员的培育          中国教会面临的问题与曾经在西方天主教国家发生的虽然相似，但中国教会毕竟不是西方教会，还有一些方面，中国教会与西方教会不同：中国尚不能称为天主教国家。因此教会主要的工作，还是应该放在福传上。       福传的前题是教会精神生活的见证，这就需要加强对神职人员的素质培育。因为“没有宣讲者，又怎能听到呢”（罗10：14）。正如俗语说“打铁还要自身硬”，在中国的广阔草场上，修道人作盐、作光的使命就更加显得重要。 ②殉道是恩典          有时人们会奇怪中国没有精修圣人，但当下中国教会可能更需要“殉道圣人”，越是贫瘠的土地，越需要更多热血的灌溉。我们不该怕“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玛10：28）修道人也没有必要过份艳羡某某神父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如何如何的好，豺狼如何与羔羊共舞？基督既然打发门徒如羊进入狼群，我们就应该时刻作出殉道的准备，置死地而后生。 ③建树教会       西方国家之所以对教会的仇视如此之深，或许是因为教会的实力确实太大，反过来有些方面中国教会受到的冲击还不如西方教会大，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我们自己尚是“小小羊群”，那么教会发展就是教会的当务之急，中国教会必须做的功课就是福传。事实上在有些时候，中国教会的神职人员在福传上下的功夫远远不够，当教会变得强大起来——是精神的强大，不是指世俗势力的强大，教会作为“地上天国”的标记才会越加明显，因此福传是教会永远不变的主题。 四、小结       天主教国家不等于天主的国家，在天主教国家的种种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世俗力量与天国的势不两立，这不单是权势的争夺，更是一场属灵的战争。       国家政权对于教会的种种发难，或是出于嫉妒，或是出于惧怕，国家竭力要将教会的权益踏在脚下，将教会视作竞争的敌人。特别在传统天主教的国家，教会力量比较强势时，国家的这种敌视更加明显。殊不知，天主的教会从来无意获取世俗的权力，她只致力天国的临现。在与国家的争执中，教会越发清晰认识到自己的这个身份。       从外部环境来说，世俗的权势向来仇恨教会的拓展，一如曾经恨了基督，因此教会面对世俗力量的冲击、迫害，不必过于惊讶或一味地自怜，世界对天国的敌对自古有之，我们暂且将这种敌对、迫害，看作是对真理的试金石，“他试炼了他们，好像炉中的黄金”（智3：6）。       从教会内部来讲，虽然各种教难对教会的体制、权力、财产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我们不该怕“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玛10：28）。相反，困难同时也是机遇，当教会这只方舟遭遇世界的狂风浊浪时，渐渐从自身内部抛掉沉重的包袱，越发轻装上阵，更加富有活力、更加自由地实践自己的身份。       教会在漫长岁月的历史旅程中，藉着圣神的引领，不断地自我更新与完善，在不同时代与文化的风浪冲击中，仍能忠于己任，带领世界迈向天国的圆满。因为基督教导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评论】别拿讨好当友好──回应甘俊邱主教的见解

Tags: 中国教会, 中梵关系, 合一, 广州教区, 爱国会, 甘俊邱

刊登日期: 2013. 05. 06

广州教区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天亚社资料图片〕

在网络上看到《广州主教认为梵蒂冈对华政策需改变》一文，对甘俊邱主教的观点，我颇感吃惊！

尽管我完全认同甘主教呼吁教廷先要深入了解中国教会，才能有望改善关系，以及他认为梵蒂冈真的不了解中国天主教会实况的观点，但我却无法苟同其单方面的呼吁梵蒂冈应以中国人的眼光来检视中国教会的说法。

中梵要改善关系乃至建交，需要双方都拿出诚意来，而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中方的诚意了吗？

二十多年来，教廷高层以及海外所谓桥梁教会有不少人口口声声强调他们非常了解中国大陆天主教的情况。然而，国内天主教徒却继续埋怨梵蒂冈不了解他们。为甚么？

最近，前任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戴瑞明在《中国评论新闻网》撰文，或许可解释当中的差异。

他说：「有人认为，西方基督教文明，受商业文化影响，较易妥协、和解，故东、西德能各让一步，用和平方式统一了；而东方属多神教文明，受农业文化影响，讲究原则、名份，宁愿玉石俱焚也不肯轻易妥协让步。」他引用了南、北越和南、北韩的事例。

甘主教呼吁梵蒂冈应「以中国人的眼光来检视中国教会」的说法是没错的，但是不是也有必要要求中国政府能以纯宗教的眼光来检视天主教的实质？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把纯宗教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来玩游戏已经是举世共知。如果祇是单方面要求梵蒂冈应以中国人的眼光来检视中国教会，那这是示好呢？还是友好呢？亦或是讨好？难道要教廷放弃信仰原则来进行所谓的改善关系？

中国政府对天主教的宗教政策实质上是想改变天主教「从宗徒传下来」的这一核心特质。

教宗本笃十六世于二零零七年致中国天主教徒牧函中已明确指出：「某些由国家建立的、与教会体制无关的机构，凌驾于主教之上领导教会团体的生活，是不符合教会道理的。」可悲的是，在这个不符合教会道理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组织中至今还有着多少的主教、神父呢？

甘主教身为不为教廷所承认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秘书长，他能不能说句良心话，告诉我们他是否很乐意、轻松地担任著此职？

没错，未获教宗承认的主教已寥寥无几，从法理上来讲，那些教宗认可的主教都是合法的，但不少人脚踏双舟两边忽悠的行为，让「公开」和「地下」团体如何能真正达致甘主教所主张的团结合一？

事实上，除了地下团体，我相信公开团体中排斥爱国会的人绝非少数，只是大多敢怒不敢言罢了。难道拒绝接受爱国会是不识时务？是冥顽不灵？是不合天主教教义的？需知，地下教会的产生，拒绝接受并加入爱国会是唯一的原因，除此之外，并无任何反党反政府出卖国家利益的因素，现在总不能要求地下教会放弃这个信仰底线吧？

政府拨巨款帮助维修广州具有一百二十五年历史的主教座堂这不假，但这座教堂一则因其有着悠久的历史成为文物；二则，对外还是得撑一撑宗教自由的门面，这也是事实吧？

撇开人家企图改变我们的信仰本质与诸多宗教迫害不提，却拿人家拨款修堂感恩戴德，我想这是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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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钟观，中国大陆一位神父。

【完】天亚社英文评论：

Ingratiation in Vatican-China relations is not frien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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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会百年沧桑的素描——纪念金鲁贤主教

源：甘保禄的博客  作者：甘保禄

天主教上海教区金鲁贤•类思主教，耶稣会会士，于2013年4月27日下午14点46分在上海安息主怀，享年九十八岁！     金鲁贤主教的一生可谓与中国教会同行的一生，他的经历和作为可谓中国教会近代历史的写照，他的功过是非可谓中国教会百年沧桑的素描。     1916年生于上海的金鲁贤，幼年丧亲，和当时千千万万的孤儿一样，他也是由教会一手养大并培养成才的。1932年，十六岁的他进入修院，六年后加入耶稣会，于1945年晋铎。两年后，他被派往国外进修神学，先后在法国、英国、瑞士、奥地利、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求学。1950年获罗马额我略大学神学博士学位。这段求学和接受陶成的岁月，不论是对当时的金神父来说，还是对整个中国教会而言，可谓风和日丽的“蜜月期”，但随后的几十年则可被称为“风浪期”：     1951年学成回国后，金神父所面对的是一个政权交替后的“新中国”。随着外籍传教士陆续被驱逐出境，金神父临危受命，出任徐汇总修院的代院长、耶稣会上海区代会长及中国耶稣会代巡阅使等职务。再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籍神职人员也成了被打压的对象。1955年9月8日，金神父与当时上海教区的龚品梅主教及一大批神父同时以反革命罪名被捕入狱。他被判劳动改造三十年，后因外语方面的才华而和其他几位有同样能力的神父被安排在公安部下设在河北保定的翻译机构担任翻译员。直到1982年才获得释放，重新回到教会的牧灵和福传岗位上。     但就在金神父和绝大多数国籍神职人员被劳改期间，中国教会也正在经历着一系列不寻常的起伏与变化：1957年“天主教爱国会”产生；1958年，出现首批“自选自圣”的两位主教（董光清、袁文华）；1966年－1976年，文革时期的大动乱；1978年后，改革开放、拨乱反正、逐步恢复宗教信仰自由；1980年，“中国主教团”、“中国教务委员会”成立，随之而来的是地上、地下教会的出现……     我们可以说，八十年代后的中国教会步入了“重建和恢复期”：开放教堂、开办修院、礼仪改革、成立出版及社会服务机构（如上海光启社-1983，河北信德社-1991，进德公益-1997），但与此同时，随着中梵关系的僵局和教会内部此起彼伏的纷争，布满了千疮百孔的中国教会这艘大船，一直在各种风浪与考验中颠簸向前。而这一阶段的金主教则以其特殊的身份、阅历和学识，为上海教区和整个中国教会做出了许多有目共睹的贡献：1982年获释后的金神父，应当时上海张家树主教邀请，从河北回到上海着手恢复佘山修院，成为创院院长；1985年，他和李思德神父在没有宗座批准的情况下，被山东周村的宗怀德主教祝圣为上海教区助理主教；在金主教的努力下，上海成为国内最早推动中文弥撒的教区，而且使中国政府容许信众在弥撒中为教宗祈祷；他所创办的佘山修院迄今为华东地区和其它教区培育逾四百名神父，其中约有十六、七人成为了主教；光启出版社在八十和九十年代为“久旱”的中国教会提供了急需的教理、资讯和灵修食粮；上海教区大多数的教产获得了落实，恢复圣堂140多座，天主教友人数已达15万。2004年，经过他本人申请，教廷正式接纳并认可金鲁贤为上海教区的助理主教。     金主教能够说多种语言，曾经访问过海外许多地方教会，会见过不少知名的教会人士和国家元首如：印度德勒撒修女、美国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理默克尔等。而他在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眼里，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爱国爱教的宗教人士，多年来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他留下的著作包括：200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为金鲁贤主教出版了《金鲁贤文集》一书，该书记录了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的部分牧函，以及金鲁贤主教在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攻读神学博士时候的博士论文等，还有一些是金鲁贤主教对待当时教会所面临的相关问题的看法和建议；2009年，他也出版了自传《绝处逢生·上》，该书记载了金鲁贤早年的生活经历，以及50年代回国后的种种遭遇，颇具史料价值。    　　毋庸置疑，不论是在中国教会内还是在海外，金主教不但是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主教之一，也是备受争议的人物，有人公开批评他是中梵之间的“投机分子”，更有人指责他大权在握，独断专行。而金主教本人在2007年接受《大西洋》周刊访问时也说：“梵蒂冈认为我为教廷所做的不够，中方却认为我为梵蒂冈做得太多，真的很难满足双方。”此言透露出来的不但是他内心的无奈和痛楚，更是长期困扰中国教会的症结之一。今天，当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去重新审视金主教将近百年的人生及牧灵轨迹，我们毋须为其人性的缺点和不足辩解，但我们却更能体会并明白他的这种无奈和痛楚，以及中国教会的症结与难题——这是一个人的经历，也是一个时代的写照，更是整个国家、民族和教会共同的素描！鉴于此，我愿意再一次重复本文开头的这段话，权作为对金主教的缅怀：金鲁贤主教的一生可谓与中国教会同行的一生，他的经历和作为可谓中国教会近代历史的写照，他的功过是非可谓中国教会百年沧桑的素描。 　　斯人已去、亲情宛在！金主教去世的消息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传遍了海内外的华人教会团体，而世界许多媒体也在第一时间作了报道。今天，香港的陈日君和汤汉两位枢机主教，以及万民福音部的秘书长韩大辉总主教，也已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前辈神长和故友的怀念、感激与高度评价。过去两年来，由金鲁贤主教执掌牧职将近三十年的上海教区的确经历了复杂多变的过程，特别是围绕他亲自祝圣的两位新主教的一系列变故，就更令整个中国教会，甚至普世教会高度关注，不晓得未来会如何发展变化。如今，虽然金主教已经“打完了这场好仗”，回归天国，但仍在“旅途”中的上海教区和中国教会必须继续牧灵福传的使命，在圣神的带领下勇往直前。惟其如此，才是对像金主教这样的前辈们最好的怀念和敬仰，也才是对自己生命与圣召价值的最好体现与回应。而他们在有生之年的所有经历、挣扎、成功、失败、欢笑、苦恼等，又何尝不是我们今天宝贵的历史借鉴和精神遗产呢？！      愿金鲁贤主教和所有先我们而去的中国教会先辈们在天乡安息，并不断为我们转祷、加油、祝福！！！

风云一时的上海教区金鲁贤主教病逝

Tags: 上海教区, 中国教会, 讣告, 邢文之, 金鲁贤, 马达钦

刊登日期: 2013. 04. 27

金鲁贤主教（1916-2013）二零一零年于佘山圣母大殿主持弥撒。［天亚社资料图片］

【天亚社．中国上海讯】华东上海教区助理主教金鲁贤（圣名类斯）于四月廿七日下午二时四十六分因胰腺癌去世，享年九十七岁。

长期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的金主教，去年圣诞节开始因健康急转直下而住院，近月来更屡次传出病情危殆的消息。

金主教一直是中梵双方均重视的教会领袖。法国记者多里安．马洛维奇（Dorian Malovic）于二零零六年为这位耶稣会士出版的传记，以《Le Pape Jaune》（黄皮肤的教宗）为题，可见一斑。

金主教零七年接受《大西洋》周刊访问时说：「梵蒂冈认为我为教廷所做的不够，中方却认为我为梵蒂冈做得太多，真的很难满足双方。」

上世纪中叶，中国大陆教会因政治动荡而与教廷及普世教会中断来往。直至七十年代末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后，金主教游说当局容许信众恢复在弥撒中为教宗祈祷，并使上海成为国内最早推动中文弥撒的教区。

金主教虽然缺席二零一零年召开的中国天主教第八届代表会议，依然获选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名誉主席。今年二月，他再次获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一届委员，成为九位天主教代表之一。

在中国教会内，金主教也是备受争议的人物，有天主教徒批评他是中梵之间的投机者。

金主教一九一六年生于上海，幼年丧亲。他三二年进入修院，六年后加入耶稣会，到四五年晋铎。两年后，他被派往国外进修神学，五零年在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考获神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当时共产党已开始统治中国大陆。

随着政府陆续拘捕并驱逐外籍传教士，自五一年起，当时的金神父出任徐汇总修院的代院长、耶稣会上海区代会长及中国耶稣会代巡阅使。

在中共当局五五年打击龚品梅枢机「反革命集团」的「九八事件」中，金神父与数百名神职人员及教友先后被捕。他被判入狱及劳动改造三十年，因通晓五国语言后期被安排在公安部辖下的翻译机构担任翻译员。他与公安的连系因而在教友间引起猜忌，被指控涉嫌在教难期间出卖其他神职人员。

他八二年获释后成为上海佘山修院的创院院长，修院迄今为华东地区培育逾四百名神父，其中约有十六、七人成为了主教。

八五年，他与李思德神父两人在没有宗座批准下同时接受祝圣为上海教区助理主教。三年后张家树主教去世，由金主教继任为上海教区公开团体的首牧，李主教则由金主教聘为教区顾问。

直至二零零四年，金主教获教廷认可为上海教区的助理主教。

上海是中国天主教会的重要教区之一，金主教的离世使当地公开教会团体接班人问题悬而未决。

二零零五年，金主教祝圣原籍山东的邢文之神父为辅理主教。但邢主教自一一年末再没有公开露面。据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出版的《鼎》二零一三年春季号资料显示，邢主教于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辞职。然而，有关资料未有指出教廷是否已接纳他的辞呈。

金主教于去年七月祝圣马达钦神父为辅理主教。但马主教在晋牧礼上公开宣布不再担任爱国会的任何职务后，被限制在佘山修院内，并于十二月被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撤销其「助理主教」的任命书。

在限制行动自由期间，马主教几乎每天都在微博上分享每日圣言反思。教会消息人士指出，马主教两周前已被安排离开修院去学习两个月，估计这可能与五月圣母月佘山的朝圣高峰期有关。

金主教生前与多国的政治和宗教领袖有交情，零五年曾与另外三位大陆主教获教宗本笃十六世邀请出席世界主教会议，但最终不获中方允准没有成行。

上海约有十五万教友，公开团体有八十多名神父和八十六位修女在逾一百四十个堂点服务。

九十四岁的范忠良主教是教廷认可的上海教区首牧。这位耶稣会士负责牧养「地下」团体，长期受到政府监视，近年健康正逐渐衰退。

【完】天亚社英文新闻：

Bishop Jin of Shanghai dead at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