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主教问题，即是天主教内部的问题，也是政府与天主教的关系问题，其中又涉及到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问题，而这些问题在近几年里基本都集中反映在天主教的主教祝圣的过程中，引来万众瞩目，中国人在看宗教问题，外国人在看人权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过今年上海的七七祝圣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引起各方面注意，而且也带来了思考的必要。
一.七七祝圣的过程
官方网站的相关报道非常简单寥寥数语：经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批准，天主教上海教区于昨日上午9时，在徐家汇天主堂为马达钦助理主教举行了祝圣典礼。神父、修女、修生和信教群众约2000人参加了祝圣活动。可是通过互联网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一些重要的祝圣情节：
这一次天主教的主教祝圣，和以往原本祝圣一样，特意安排了不获教廷承认的闽东教区詹思禄主教参礼，为此上海教区近百分之九十的神父选择了拒绝参礼，而后随着唱经辅祭的修士居然身着象征悲痛与抗议的紫色礼服出场。在神职队伍还没有进入教堂進堂，就有天主教信徒上前去指责詹思禄主教。为马达钦助理主教举行覆手礼时，马达钦出人意料地站起来，只接受了教廷承认的主教覆手，与不获教廷承认的詹思禄主教只是拥抱了一下了事。在致谢詞中，马达钦表明自己接受的是教会教职，为了专心于自己所受教职，他将辞去有官方背景的爱国会职务。此刻祝圣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表示对他的行为予以完全支持。不过事后马达钦不再露面，连他的博客也有了一点麻烦，与此同时，香港退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带领一些香港天主教徒到中联办前示威者游行，抗议中国侵犯宗教自由，他们要求释放被迫“休假”的上海辅理主教马达钦蒙席。
二.反抗才是正常的反应
在中国自天主教爱国会行使对天主教的管理以来，无论梵蒂冈如何抗议，无论天主教神职人员如何抱怨，也无论天主教徒怎样的失望，天主教自选自圣的作法，在政府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以不计成本花钱买骂的方式延续至上海七七之前，基本还是顺利的。上海七七祝圣前夕，上海教区负有众望的金鲁贤主教在全体教区神父和修女的会议上说，容许他们按自己的良心选择是否参加祝圣礼，而且特意说到：“我们去参加别人的非法祝圣，和非法的挤进来参加我们祝圣，性质是不同的。”想来，金鲁贤主教虽然在意梵蒂冈的一贯立场，但是也没有想到马达钦会做出反抗政府和爱国会对天主教宗教事务不断予以干涉的行为。
天主教与其他宗教不同，它有与罗马主教共融的教律要求，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论到教宗的“首席权”与教会的统一时，《教会宪章》第三章，毫不含糊地训示：“主教团的统一性，也表现在每位主教与个别的教会以及整个教会的彼此关系上。罗马教宗继承伯多禄，对主教们和信友群众，是一个永久性的、可见的统一中心和基础。每位主教则是其个别教会的有形的统一中心和基础，这些个别教会都是整个教会的缩影，惟一的大公的教会就在它们中间，由它们集合而成。因此，每一位主教代表他自己的教会，全体主教在和平、相爱及统一的联系下，与教宗一起代表整个教会。（参阅《教会宪章》第3章第23号）
与罗马教宗保持有形共融的重要方面就是必须接受罗马教宗的主教任命权，否则就是违法祝圣。上海的马达钦是在中梵双方认可的情况下举行祝圣，但是政府有关方面和爱国会有一个习惯性作法，即便是合法的祝圣，也要掺些沙子进去，由不合法的主教参与或是主持礼仪，以表示中国方面的立场，坚持认为主教任命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不能轻易予以放弃。可是中国的“自选自圣主教”路线，在天主教看来就是损害教会身上完整的“宗徒性”的路线，是对天主教整体做出的持续性伤害。明白人都可以理解，宗教感情不是社会的产物，而是人性的产物，所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道：“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马克思没有说，如果警察干涉了宗教信徒的宗教需要的后果如何，但是可以想得出来，宗教信徒迟早会反抗警察的干涉。而且他们进行这种反抗才是合乎常理的行为，不反抗倒是病态了。
三.爱国会的合法性与违法性
管理中国天主教的组织是天主教爱国会，它不是教会机构，而是隶属于政府的一个行政单位。应该承认，爱国会合法却不合理。它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学习苏联经验的产物，搞了五十多年，原本是用宗教人士缓慢消灭宗教，结果宗教还在继续，苏联却已经解体。这里面有一个教训，搞社会变革不能剥夺人性的需要，否则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教宗本笃十六世指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是“由国家建立的、与教会体制无关的机构，凌驾于主教之上领导教会团体的生活，是不符合教会道理的”。
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的素质普遍提高，天主教徒也不再是五十年代的天主教徒，用爱国会管理天主教在天主教会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抵制和反对。比如上海教区负有众望的金鲁贤主教，他是爱国会的上层领导，可是在天主教内部一样不掩饰他对爱国会的反感，把自选自圣出来的主教视为不合法的主教。爱国会上层尚且如此，遑论其他人的看法了。
有的时候我确实觉得我们的政府很奇怪，在它们继续坚持五十年代的宗教政策不动摇的时候，是不是就觉不出这么做是自我孤立的作法，在国际上，别人会认为中国侵犯了人权，在国内大家也会觉得政府权力太大，妨碍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基督教徒在中国占的人口比例虽然不大，可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中国共产党还是马克思的信徒，不应该连马克思的主张也反对吧？
四.中梵关系为什么不能正常化
中梵关系本来有希望正常化。2007年教宗本笃十六世向中国的天主教徒发出牧函，一方面赞扬了中国的地下教会，另一方面又呼吁中国他们要与官方教会和解。在此牧函中梵蒂冈重申由国家建立的教会机构不符合天主教教义，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不可以凌驾于教廷，无权擅自任命主教。不过，梵蒂冈也相信，中梵双方在主教人选、任命、确认新主教以及教区划分等问题都可以磋商达成协议，教廷愿意与中国政府在互相尊重原则下，展开有建设性的对话。此后中梵关系欣欣向荣，一路走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梵关系领域的专家任延黎教授在2009年也发表看法，认为中梵对主教候选人“一定要协商”才能达致双赢，他甚至强调：“三年过去了，自选自圣的时代已过去了，不该再走回头路。”可是大陆方面为了支持马英九的国民党在台湾执掌政权，不愿意给人落下大陆在挖马英九外交墙角的口实，于是就在人人看好中梵关系改善前景的时候，来了一个川剧变脸，致使中梵关系一路下行，变得有些紧张起来。有必要这么做吗？在经济方面大陆已经全力支持了马英九，难道在外交方面也要同样予以全力支持吗？而且宁可损坏自己在国际国内各个方面的政治形象吗？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担当重任的干部素质，比之以前最起码的是学历高了，很多人常常三公消费出去长见识，在厅级以上干部中没有到过欧洲的人恐怕没有，既然见识和知识都有了层次，就应该知道横在中梵之间的最大障碍，主教任命权是个宗教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任延黎教授也认为，“常识告诉我们，中国奉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天主教不是中国的国教，天主教事务不是中国的国家事务，国家不应办教，教职人员也不应在政治机构中担任职务，天主教会的事情应由教会自己处理，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有依法对其进行监督的权力和责任。仅此而已。”
五.应该把宗教推向宗教市场
马克思认为，向宗教宣战是“愚蠢的举止”，列宁则主张宗教团体应该成为“与政府无关的”，“志同道合者”的公民组织。当然，仅此还是不足的，在一个现代社会，更应该把宗教推向市场，让信教者像消费商品那样去“消费”宗教。
美国普渡大学杨凤岗博士主张将中国的宗教市场进行细分，区分为红市、黑市和灰市，认为只有在自由的宗教市场，也就是非管制的市场，宗教才能充分地成长发育起来。在宗教垄断的状态下，宗教市场一般会比较萎缩。基于大众信仰区位的多样性，宗教多元是先天的，完全的宗教垄断是不可能的。如果社会对竞争者的压力过大，他们将转入地下与垄断者分庭抗礼。一旦压力放松，将立刻反弹。
由于人们在宗教生活中充满着理性选择，而非愚昧的盲从，在相似的条件下人们总是选择最好的东西，因此，分析宗教兴衰的奥秘就不再局限于人们的宗教性的抽象升降，而是取决于宗教团体是否能够提供适应宗教市场需求的产品。
当然，把宗教推向宗教市场的最基本考虑，是真正实行政教分离，国家不再以各种方式办教，宗教事务交由宗教团体自己去办理，国家应该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化，做宗教市场秩序的提供者和宗教市场秩序的监管者。如果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走到这一步，受人诟病的宗教局、爱国会应该不复存在。也许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必然性，中国的改革开放步履艰难，因为它已经触及到或者迟早触及到集团与部门利益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