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来北京四百周年之际致词（2001.10.24）

利玛窦来北京四百周年之际致词（2001.10.24）

利玛窦来北京四百周年之际致词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利玛窦来北京四百周年之际致词

伟大的传教士和科学家利玛窦来北京四百周年之际国际学术研讨会
罗马
宗座额我略大学
2001年10月24－25日

额我略大学的校长诵读教宗致词

1． 尊敬的先生们，我十分高兴，在这为纪念伟大的意大利传教士、学者、科学家、杰出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来到北京四百周年而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上，同你们讲话。我特别向发起并组织这次会议的宗座额我略大学校长和意中协会负责人致意。我热烈欢迎出席会议的学者们，尤其高兴见到来自利玛窦神父第二祖国、中国的学者们。
我知道，你们这次罗马会议，与几天前在北京举行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0月14－17日）有若干联系。那次会议的主题是「相遇和对话」，主要涉及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同时也注意到利玛窦神父在中国的无与伦比的成就。

2． 今天的会晤，在想像和情感上，把我们都带到北京，这现代中国的伟大首都、利玛窦时代的王朝京师。经过二十一年苦心孤意钻研中国语言、历史、文化之後，利玛窦神父于1601年1月24日进入这皇帝居住的地方。他受着体面的待遇，知识界和政界人士重视他，相继拜访他，更有人向他请教他所擅长的科技知识。这样，他在北京度过他的馀生，1610年5月11日去世，享年 57岁，其中28岁生活在中国。记得：当利玛窦刚到北京时，他曾向万历皇帝呈上奏章，说自己是出家修道的人，不求朝廷任何特殊待遇，只希望能以他的才能和在「泰西」故乡所获得的知识为皇帝陛下效劳。 皇帝回应积极，给在现代中国的天主教以更大的意义和重要性。
四个世纪以来，中国极其尊重「泰西」利玛窦先生。这是人们对利玛窦神父的尊称。作为先驱者，利玛窦是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枢纽，他把中国和西方、悠久的中国文明和西方世界连接起来。
我曾在『利玛窦到中国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向与会者深信不疑地指出 (1582-1982)，利玛窦神父在「福音本色化」工程上有其特殊的贡献。他把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译成中国语言，创造了中国人认识天主的条件，并为福音喜讯和教会「在中国文化土壤的植根」开辟了园地。 依「汉学家」一词在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说来，利玛窦神父「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一做就做到真正的「汉学家」的地步，因为他把司铎和学者，天主教徒和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如此不同的身份，出奇地融合在他一人的身上了。 

中意协会主办、纪念利玛窦抵达北京40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会场一角

3． 利玛窦神父与伟大中国及天主教结有深厚的感情，同时也受着这两者的真心爱戴。在距他到北京四百年之久的今天，我们不禁要问，他给它们留下甚麽赠言，甚麽教益。
利玛窦神父的经验，所以至今依然新颖而有现实意义，其原因之一：是他从起初便对中国的全部历史、文明和传统怀有深厚的同情。1595年在南昌出版後立即博得普遍赞赏的『交友论』，以及在中国二十八年生涯中耐心组织的广泛结交，便是他对中国人民忠心、诚实和友爱的驳不到的证据。这样崇高的心情和态度来自他在中国文化研究上的造诣。他能用中国文字向中国学者阐述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出新的解释。
此外，利玛窦神父与中国人初次接触，便将自己教授科学和传扬福音的全部计划建立在两根支柱上，後来虽然经历种种内外的阻扰和不 解，始终不曾变更。这两根支柱便是：第一，新奉天主教的中国人，绝无必要减轻其对祖国的忠诚；第二，接受天主教有关天主奥迹的启示，并不排斥中国古代传统所直觉并传授的真、善、美、圣，反而将它们提高到更有价值和更为完满的地步。具备这种心得，利玛窦神父便知道像几世纪前教父们在基督福音与希腊罗马文化交接中所作那样，去推行那「将基督信仰植根於中国」的高瞻远瞩的计划，去与这伟大民族的知识分子耐心地共同谋求一致的立场。

4． 特别在最近几年来，中国人民有了走向社会进步这有意义和有远见的目标的趋向。天主教会赞赏这惊人的希图和勇敢的创新设计，愿意在推进和维护人权，人的价值，人的精神，人的超自然使命各方面，谨慎地提供贡献。最令教会关心的是，为现代中国，也是最为重要的那些价值和目标。那就是：社会正义，团结互助，和平，对全球化现象的明智处理，以及所有民族的文明进步。 
正如利玛窦神父，在北京，在生命的最後两年，编写『中国札记』，这部为外国人认识中国的先锋和基本着作时所说 ，今日的天主教也不向中国和中国政府请求任何特殊待遇，它的唯一愿望是恢复对话，达到一个以互相尊重及彼此深入认识为基础的关系。 

访问朱利奥．安德烈奥蒂议员

5． 以这位天主教会卓越的儿女为榜样，我愿意重申圣座怀着深厚同情和切身关怀看待中国人民。众所周知，过去，天主教曾不惜牺牲在社会、经济和教育领域上有过卓越的表现。今天，它仍有决心，再次，为中国天主教徒和所有这个国家的居民的福利，提供谦虚而无私的服务。关於这一点，我不得不提起，几世纪来，许多慷慨的男女传教士在传播福音和推进社会福利上完成的伟大工作：他们领先创立许多重要的社会福利机构，特别是最受中国人民大众欢迎的医院和学校，。
可惜，历史告诉我们，教会成员在中国的行为并非绝无过失。这是人的本性及其行为有限度的自然苦果，也是与复杂的历史事件，以及彼此冲突的政治利益纠缠，而造成的恶劣环境的难免影响。甚至尚有神学上的纷争，激怒人心，更为福传工作带来重大的麻烦。在近代历史的某些阶段曾出现一种依仗欧洲列强势力的「保教权」。虽然从一方面说来，这曾多少有助於教会的传教活动，但结果究竟限制了教会的行动自由，损害了教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像。因此，不期而然地阻碍了教会在中国的进展，使教会不能为中国人民的好处，一心一意执行其创立者耶稣基督所赋予的使命。
因为这些过去的过错和缺陷，我深感婉惜。我很遗憾，这些不幸的事情竟在有些人的心里造成了天主教对中国人民缺乏尊敬和重视的印象，使他们相信天主教对中国怀有敌意。因为这一切，我向所有自觉，多少地，被天主教徒的这类行为所伤害的人们，请求宽恕和原谅。
教会不应该怕惧历史的真理，虽然内心痛苦，也要为它的儿女们过失担负责任。这也包括它对中国人民过去和近来的关系在内。但是历史真理的追求，必须从容、公正、彻底。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应该由学者们去进行。诸位 解中国情况，请也参与，提出贡献。我保证，圣座常准备着在这研究工作上与大家合作。

6． 利玛窦神父写在他的『交友论』开端的那几句话，到今日，变得很现实，很合用。他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和天主教作者们对友谊反省的结果移植在第十六世纪的中国文明当中，他把友谊定义为「我之半，乃第二我也」，又认为「相须相佑，为结友之由。」
怀着对全体中国人民这样意义更新并加强的友谊，我表示祝贺：圣座和中国人民共和国之间交流和合作的具体途径，及早实现。友谊是从接触、在喜乐和痛苦环境中同甘同苦、彼此团结、互相援助，汲取其滋养的。宗座诚心追求做所有民族的朋友，与全球每一位善心人士合作。
中国和天主教在某些方面的确不相同，但绝非彼此对立。它们是今日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机构」中的两个「机构」；性质虽有差异 ── 一个是政治的，属於现实社会的；另一个是宗教的，属於精神方面的 ── 两者却都拥有十亿的儿女。毋庸讳言，圣座以普世天主教会的名义 ── 我相信──也为了全体人类的好处，祝望开辟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话的空间，希望能藉此克服过去的不 解，进而为中国人民的福利并为世界的和平，携手合作。今日国际团体极其不安的时刻，要求所有的人都共同努力，都一起推进民族之间同情、友好和团结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圣座之间关系的正常化无疑地会对人类的前途带来积极的影响。

7． 尊敬的先生们，我再一次向所有的你们表示，我十分重视你们为纪念一个这样有意义的历史事件而举行的恰当其时的庆祝。我祝愿并祈求天主，愿利玛窦神父在东方和西方、基督宗教和中国文化之间所开辟的道路，能引领我们不断发现新的途径，来推进对话和增进彼此的富有，不论是物质的或精神的。说完这些祝愿之後，我乐意分给你们各位──在天主面前有说情功效的──宗座祝福：愿天主赐给你们富庶、幸福和进步。

梵蒂冈，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若望保禄二世

 

－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基人和西方汉学之父
－利玛窦经历了从西方文化到中国文化的艰难旅程

利玛窦：历史，他的时代
计划一个长久在中国传教的政策。
魏若望博士

1601真有意义的一年
庆祝甚麽？为甚麽？

利玛窦：历史，他的时代
计划一个长久在中国传教的政策。
魏若望博士

为的能进入当时关闭的中国，圣方济各．沙勿略计划陪同一个国王的使节到中国皇帝的朝廷去。由於玛洛谷的葡萄牙总督的阻挡，他只到了上川岛，但仍希望能潜入广州。在以後五十年之久，一个使节觐见中国皇帝的想法没有中止。

1555年马尔基奥．努内 ． 巴雷托副省会长写信给圣依纳爵．劳耀拉提出两个可能进入中国的方法。一个是几位耶稣会士跟着一个使节进入中国，乘使节驻留在中国的几年时期，在那里学习中文。另一个是设法学习中文，传扬福音，不管政府的禁止。

当罗明坚在澳门学习中文时，一位阿方索．桑切斯的耶稣会士，也来了，但不久便怀着一个以「精神地征服」的方式进入中国传教的设想回到马尼拉去。罗明坚带领玛窦进入中国试行「本地化」的政策。桑切斯到马德里和罗马去鼓吹他的精神地征服中国。

范礼安派罗明坚去罗马办教皇大使团，直到1592年没有结果。1599年范礼安仍坚持使节的计划。同时在中国经过二十年的耐心工作利玛窦1601年进入北京，不持外力的援助，开始了长久在中国传教的计划。

 

1601真有意义的一年
庆祝甚麽？为甚麽？
赵仪文
究竟是甚麽使利玛窦1601年的来到北京成为一个比寻常的事情更多一些的事件？

利玛窦不是第一个被国外派来、或被中国朝廷批准、驻在北京的西方人。唐朝和元朝的皇帝曾欢迎叙利亚的修道人和马可．波罗，但并没有产生甚麽真正的或深远的文化交流。

明朝末年，尽管欧洲国家在中国沿海进行着剧烈的航海和商业竞争，利玛窦在亚历山大．范礼安所规定的计划下，进入中国。在他以前，罗明坚已经执行了这项计划。种种有幸与不幸的条件促使利玛窦作出去北京觐见皇帝的重要决定。

从他的传记上看来，利玛窦两次来到北京，没有一次可说真的完全成功。他住在北京，直到1610年逝世，总共九年，始终未曾见到皇帝。那麽，他的来到北京可有甚麽真正意义吗？

利玛窦在北京通过友谊、学术交流和传教工作撒下的种子，在他死後产生了出奇的效果。这多少是他的继承人龙华民的功劳。此人原来对利玛窦的作风有所保留，後来更公开表示自己反对的意见。这样，便在欧洲引起有关中国礼仪的争论。由於这场争论，欧洲的思想界对它自身的信条，在不同方面，起了疑惑，而对另一世界打开窗户。帕斯卡尔说得好：「中国晦暗，但是那里有光明，可以发现。你们去找吧。」

总之，1610年开始的东西交流，在任何一方都未完结，不断地为利玛窦的来到北京提出真正的意义。在科技和政治意识以上，今日中国的最出色的思想家仍在探索那 藏正在进行的文化交流中的奥妙道理。